哈尔滨这个城市被称为东方的小巴黎，是一个浪漫之都。每年的夏天，都有一个“哈尔滨之夏”音乐会这样的大型活动，这在全国是很有名的。1966年的这场音乐会，我参加了全面的报道。图1是一个整版的画页，我们摄影的专业术语叫画刊。这些照片是我拍摄的，最上面的是一张表现工农兵群众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照片。这张照片现场演出的背景是幻灯片，在剧场里看得很清楚；照片上，毛泽东像啊，闪闪的光芒啊，都显得很暗淡。如果不修理一下，这张照片就很难见报。我把这张照片的背景用广告粉涂抹了，调成适当的颜色后，画了一面大红旗，贴上一张剪下来的毛泽东的侧面像，这样照片就很鲜明很突出了。
我所在的黑龙江日报的编辑记者有个职业习惯，上班之后每人先看报。报社三楼的走廊上还有一个评报栏，大家看了当天的报纸之后有什么意见，马上可以写出来。报道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的报纸是1966年8月22日的。这一天增加了两个版，我拍的这一版照片，很多编辑都说这是一组好稿，报道很突出，照片也旗帜鲜明。
我正沉浸在兴奋之中呢，突然有几个同事从楼下跑上三楼，说不好了不好了。我说怎么了？他们说一大群红卫兵在楼下包围了报社，说今天的报纸有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要揪出反革命事件的肇事者。我说有什么反革命事件？他们说这个事情和你有关，你赶快躲起来吧。我说我躲起来干嘛呀，我做了什么反革命的事儿了？他们说总编辑让你到楼顶的平台去躲一躲，下面非逼着他揪出反革命事件的肇事者，你就是其中之一，而且是主要的肇事者。我稀里糊涂地被同事们推到楼顶平台上去。从上往下看，楼下报社门前人山人海，闹闹哄哄的，说要揪出反革命事件。我还不知道今天的报纸出了什么事，会有反革命事件呢。后来，值夜班的副总编辑叫王庆功的，他下到一楼去接待这些来报社抗议的红卫兵，他们非要副总编辑把摄影记者交出来。这个老报人慢吞吞地说有什么问题？红卫兵说，报纸对着亮光看，就发现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反革命事件呢？后来才知道我拍的这一组照片，我画的这个大红旗上有一个像标枪一样的箭头，这是在第6版上。第5版上右边有一个音乐会的会徽。这两版正常情况下看没问题，当叠在一起对着阳光看，就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第三张图就是第五版第六版叠起来对着亮光看，那个大红旗尖尖的矛头正从毛泽东像的下巴穿进去，从头顶上穿出来。这就是反革命事件，刻意地恶毒地设计了用旗杆穿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脑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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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看报纸，我是第一次听说，报社的编辑们也都第一次听说。报纸有透视看的吗？他们非要揪出反革命不可。总编实在坚守不住了，就说让摄影记者下来，给你们交代一下这个情况吧。
我下楼一看，红卫兵已经冲进了报社，在报社的一楼大厅里吵吵嚷嚷。王副总编对他们说，这就是拍这组照片的摄影记者。红卫兵一看我，是个只比他们大一二岁的年轻人，要我交待罪行。我说我只是负责拍照片。为了突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我画了一个大红旗，贴上毛主席的侧面像，只是这样而已。他对着亮光，叫我看矛头把毛主席脑袋给穿透了。我说我怎么知道会那样的呢？另外我说普天下报纸有透视看的吗？那红卫兵说你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还不老实。我就跟他们争论起来了。旁边好心的同事拽我的胳膊，说你不要跟他们这样说了，你这样说没好果子吃的。我当时很愤愤然，为什么报纸要透亮看？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后来他们说，好，你还不老实，跟我们走，到红卫兵总部去。要真到那里去，是没有好果子吃的。那里，红卫兵经常把一些牛鬼蛇神关在地下室里狠打狠斗。后来总编说，我们其他几位老记者，身体状况不太好，这个年轻的摄影记者，每次都派他去采访。交涉了半天，一个红卫兵头头说，那好，就让你戴罪立功。至于这个事件呢，报社坚持是一种巧合，他们坚持是你们刻意安排的一个反革命事件。最后由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一些工厂的造反派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这个联合调查组调查了半个月，调查清楚了，不是刻意的反革命行为。调查以后写了一个“关于《黑龙江日报》八月二十二日五、六版版面设计情况的调查报告”，印了几万份传单，因为这个事情闹得很大。调查报告的落款，一个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一个是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第三个是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最后一个是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这四个单位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日期是9月10日。调查报告里还点了参与报纸编辑设计的美术编辑和摄影记者李振盛的名，强调以后要接受工农兵群众的监督，不得再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事件之后，报社的总编辑马上让后勤部门木工房制作了一个透写台，就是很大的像桌面一样，箱子里面安上几根长长的日光灯管，铺上一块磨砂的毛玻璃。每天出版的时候，要把一版与二版、三版与四版的版样合起来，看看会出现什么问题。比方说一版有毛主席像，二版就不得有打倒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那样的大标题重叠在毛主席像上。意思就是说，正面印着毛主席像，背后就不能印反革命分子、黑五类或牛鬼蛇神这样的文字。这可把报社的夜班成版编辑忙坏了，因为很多事情无法躲避。当时的黑龙江日报，车间里有两张透写台，在编辑部成版编辑的办公室里也有一张透写台。白天编辑要对着玻璃透视看报纸，防止出现所谓的反革命事件，晚上的夜班更要把关。我们接受了这个教训，但很难根除，很难做到凡是毛主席像后面都不会有这类标语口号。糟糕的是排版车间的工人们，他们本来排好了版就可以下班了。但是现在不行，还得在那等着，反复地透视看，有问题马上改。有时夜班折腾到大白天了，报纸最后要开印了，还定不下来。
当年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很沉痛的教训，也是很荒唐的。哪有报纸透亮看的？我是险些被打成反革命。当然了，这个事情最后终于算过去了，这也是一场历史的荒唐，荒唐到让所有的报人都难以置信。后来听说北京各大报，全国各省报相互通话的时候，都说制作了透写台，反复检查有没有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敬的情况。
这是一个我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文革后，我写了这个故事，发在博客上、杂志上。香港的媒体看到了，觉得难以置信。他们有的驻京记者找到我，我拿保存的报纸给他们看。那些国际媒体后来说，普天下也没有这样看报纸的，只有中国，中国的红卫兵们，他们的阶级觉悟那么高，能够通过透视看报纸发现反革命事件。
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
摘自《黑夜豆灯——文史讲堂讲座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