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梦家与赵萝蕤1935年留影
这夫妻二人，名字就取得优雅，夫君叫陈梦家，妻子曰赵萝蕤。二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结为伉俪，比翼双飞，都是学霸。转而为师，都是名校教授。原本琴瑟和谐，美满幸福，却遭遇无妄之灾，一个自杀，一个精神分裂。
民国时期，集才女、名媛、美女于一身的人物，并不多见，但赵萝蕤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位。
赵萝蕤出身名门，自小读书便极有天分。她14岁就考上了燕京大学附中高三，一连跳了好几级。她的国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小学六年级时，国文成绩全校第一，国文素养达到甚至超过了高三年级的学生。12岁时，女作家苏雪林来班上授课，赵萝蕤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双行密圈。
赵萝蕤20岁毕业于燕京大学英语系，23岁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她的最终学业是美国芝加哥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这在民国时代，已经是知识女性的最高学业了。
还在清华时，赵萝蕤与杨绛交往密切。据杨先生回忆，风华正茂的赵萝蕤曾问杨绛：“一个女的只被一个男的爱，够吗？”这话的意思表明，赵的追求者不乏其人。她的相貌、才情、气质，受到广泛赞誉。1950年代，赵萝蕤已是半老徐娘，写《一滴泪》的巫宁坤在车站乍一见面，还是惊为天人，感叹“风度不减当年”。
有知情人士透露，才子钱钟书曾暗恋过赵萝蕤，但燕京校花的女子却选择了一见倾心的陈梦家。多年后，有人采访赵萝蕤还问到这个问题，赵萝蕤的答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这话没有说错，陈梦家确实长得倜傥风流，英俊潇洒。但才女选择才子的标准，显然并非只是漂亮而已。这位如意郎君，也是个把书念得非同一般的人物。他5岁读小学，10岁入初中，16岁考入后来的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在学风自由的校园里，他遇到了在中央大学任教的闻一多与徐志摩，在二人的引领下，他没学成大律师，却做成了与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齐名的“新月诗派的四大诗人”。他19岁就出了自己的《梦家诗集》。21岁淞沪抗战爆发，他亲临前线，抢救伤员，写下一系列诗篇，集结为《陈梦家作诗在前线》。1934年，他23岁，出版诗集《铁马集》。这年他赴北平读燕京大学研究院研究生，专攻古文字学。
1936年，陈梦家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从此全力专注于中国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的研究。
也就在这一年，两个都长得漂亮的人走到了一块儿，陈梦家和赵萝蕤结为夫妻，两人在燕京大学的办公室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转过年来，七七抗战爆发，北方大学南迁，陈梦家和赵萝蕤前往西南联大任教。两人来到昆明，才知道西南联大有个规矩：夫妇不同校。当时也没多想，赵萝蕤也就没再出去工作。才情满腹的女子，有七年的时间，每天忙于烧饭、种菜、养鸡等众多家务，闲暇时，膝盖上总会翻开一本书来，津津有味地阅读，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直到1944年，陈梦家接到芝加哥大学的邀请，这种状况才得以改变。在芝加哥，陈梦家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赵萝蕤则在异国又开始了自己的读书生涯，攻读比较文学的博士学位。此后的4年，她先后与周钰良、巫宁坤、查良铮（穆旦）等成为同学。
在美国，陈梦家用了三年时间，在教书之余，遍访美国藏有中国青铜器的收藏家、博物馆和古董商，编写了一部庞大的流美铜器图录，并用英文撰写、发表了《中国铜器的艺术风格》等文章，与人合编了《白金汉所藏中国铜器图录》。
1947年秋，陈梦家从美国启程回国，仍回清华大学任教。赵萝蕤则留在美国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1948年，赵萝蕤结束学习，此时国内战事日趋紧张，博士学位要等到来年六月才会颁发。赵萝蕤怕到时受到阻碍，不能实现学成回国的愿望，选择了提前回国。在民用交通混乱得近乎瘫痪的情况下，赵萝蕤多方联系，先是乘坐运兵船离开西海岸到达上海，之后又搭乘一辆空运粮食的飞机，辗转回到已被围城的北平。三周后，北平易帜，当时一切未变，她被聘为燕京大学西语系教授。
陈梦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夫妻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里。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鼻。室内一色的明代家具，是陈梦家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一架“斯坦威”钢琴。赵萝蕤从小受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燕大的美国教授纷纷回国，赵萝蕤接任西语系主任。因师资不足，她报请陆志韦校长电聘在美国的巫宁坤回国共事。1951年8月，巫宁坤回到北京，赵萝蕤亲自到前门火车站迎接。彼此分别才两年多时间，巫宁坤发现赵萝蕤衣着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赵萝蕤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风度宜人。眼前的赵萝蕤身上穿的却是件褪了色的灰布中山服，皱皱巴巴，不伦不类，猛一看人都显得有些憔悴，但风度不减当年。
巫宁坤就此在风景如画的燕大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想到能和陈、赵夫妇这般清高优雅的人家往返流连，私心里不由得感到庆幸。
谁知好景不长。巫宁坤刚任教几个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从天而降。序幕拉开，市委工作组进驻燕园，发动全校师生揭发批斗。赵萝蕤是西语系主任，不仅要检讨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还要参加各种大、小会议，没完没了地做检讨。
作为铺垫，接下来便是1952年高校全盘苏化，实施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解散，燕大撤销。燕大西语系五名教授，赵萝蕤和其余三位教授去了北大，唯独巫宁坤调天津南开。赵萝蕤出面传达本系教师的分配去向，面对巫宁坤，话刚出口，她就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数月前，她动员巫宁坤放弃未完成的博士论文，回到大陆，现在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任人摆布，无可奈何，怎能不感到由衷的内疚？
赵萝蕤去了北大，陈梦家则在清华遭受猛烈批判后，离开清华，不再教书，调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生活开始变得不再平静，原本温情脉脉的环境渐渐尖锐起来。1956年，陈梦家用《殷墟卜辞综述》的稿费，在东城区钱粮胡同买了一所房子。从此他一个人拥有了一间很大的寝室兼书房，里面摆了两张画桌，这一大一小两张画桌拼在一起成了他的书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需要不时翻阅的图籍、稿本，以及文具和一盏台灯。
没有运动的日子，一切都还比较平静。陈梦家是那种诗人气质的学问家，个性豪爽，喜欢交朋结友，但有客来，必摆出素雅茶具，烹茗煮茶，三五人围坐言欢，便是鸿儒谈笑。不待客也不访友时，便来伏案工作，或读书，或写作，常常10多个小时下来，不知疲倦。
这样的日子，终究未能长久。风和日丽的天气，突然寒流滚滚，乌云罩地。57年号召知无不言，百家争鸣，于是憋了几年的知识阶层纷纷有话要说。陈梦家胸无城府，一腔热忱，积自己多年从事文字学研究的心得，对实行汉字简体化、拉丁化表示“文字改革需慎重”，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结果祸从天降，给他扣上“章罗联盟反对文字改革急先锋”的帽子，划为右派，在考古所降级使用。赵萝蕤因为丈夫的缘故，也承受了巨大压力。
夫妻俩性格本就高傲，自然不能容忍这样的侮辱，赵萝蕤在日记里提到“今天早醒，又为梦家疯态所逼，把他大骂一通”；“早醒，又和梦家做思想斗争。”突如其来的打击，一旦承受不住，会使人心态失去平衡。赵萝蕤大骂丈夫的“疯态”，却未料自己竟然先疯了，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此时的陈梦家，只能忍受巨大的痛苦和压力，将心志寄托于学术研究。1960年，他被派往兰州，协助甘肃省博物馆整理武威汉墓出土的简册。他由此开始了汉简研究，1962年写成《武威汉简》一书。又重拾西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撰写器铭考释，计划在一年内完成《西周青铜器断代》和《历代度量衡研究》两本专著。
患病的赵萝蕤，精神分裂状态时愈时发。发病时，是陈梦家在身边陪伴，犹如黑暗中的一支光，给予她同病魔抗争的力量。
但有一天这唯一的光也坠入了黑暗。
1966年，文革烽烟四起，陈梦家受到无休止的轮番批斗。8月24日，他决定结束这人世间的巨大痛苦，以自杀离开这个世界。他吞服了大量安眠药片，但被及时发现，送进医院抢救。就在丈夫还在死亡边缘徘徊时，一群年轻小将却挤在赵萝蕤家的院子里，批斗伤心欲绝的女主人。两个一脸凶狠的少年扯着赵萝蕤的头发，将她按在椅子上，用一把大剪刀，将满头秀发剪成了丑陋的“阴阳头”。
精神上的侮辱并未使革命小将收敛，接着又来肉体折磨。他们用皮带狠抽赵萝蕤，仍不解气，又改用皮带扣抽，斑斑血迹浸透了衣服。
一生良善的赵萝蕤，在疼痛中感受到了毫无人性的恐惧，世道怎么会变成这样？此时的她，想到躺在手术台上的丈夫，生死未卜，心中越发冰凉。
所幸发现早，抢救及时，陈梦家活了下来。但身体上的死里逃生，并未消除精神上死亡的决绝。仅仅过了10天，能够自主活动的陈梦家再次选择了自杀。
9月3日，与上海傅雷夫妇同一天，不堪迫害和凌辱的陈梦家，在家上吊自杀。死前留下遗言：“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既然十天前吞食安眠药失败，既然文明是被缢死的，那么这次就索性选择自缢吧……”
那晚，已是神经衰弱的赵萝蕤在另外的房间早早睡下，全然不知。第二天推开房门，目击此人间惨况，赵萝蕤再次精神分裂。此后三十多年，她以未亡之身，独自承受寂寞，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每天靠吞服大量药物来维持神志的清醒。
终于，渡尽劫波燕归来。动乱结束，巫宁坤又回到北京任教，重新见到了赵萝蕤。陈梦家固然早已不在，就是当年从燕大调入新北大的四位英语教授，除赵萝蕤幸存，其余三位都在浩劫中死于非命。赵萝蕤在市内钱粮胡同的家、陈梦家生前精心搜集的明代家具和字画、那架斯坦威钢琴，都没能逃脱“横扫”的命运。赵萝蕤已搬到父母生前寓居的美术馆后街22号一座四合院内，两间朝西的小屋，里面一间放了一张小床、一张小书桌、两三把椅子，这是卧室兼书房，也是接待来访者的小天地。外面一间书房，书架上有各类藏书。读书写作之余，她会坐在小屋里倾听西方的古典音乐。
巫宁坤发现，和沈从文一样，赵萝蕤从来不谈个人的苦难经历。如同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从来不提动乱中丧失的独子，赵萝蕤也从来不提她的丧夫之痛。他们都把痛苦深埋在心底。巫宁坤知道赵萝蕤因精神分裂症仍在服药，有一次，他注意到赵萝蕤的嘴唇不时地抽搐，便问她是否可以减少剂量。赵萝蕤闻听脸色突变，质问巫宁坤说：“你要让我犯病吗？”巫宁坤这才意识到自己说话唐突，同时也突然明白，赵萝蕤这些年来在承受着怎样的煎熬。
在赵萝蕤的另一位好友、作家叶廷芳的回忆中，文革后的赵萝蕤，完全换了一个人，她健谈了！每次见到她情绪都很高昂，侃侃而谈。许多她过去从未说过的话，现在也敢说了。
1983年，已年过古稀的赵萝蕤，再次担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对美国著名诗人惠特曼代表作《草叶集》的翻译工作，也在紧张进行。此前有家出版社约赵萝蕤翻译惠特曼，赵萝蕤想到李光鉴已经在翻译了，感觉有点犯难。为此征求叶廷芳的意见，叶说：“文学翻译不怕重译。您和李各有各的优势，值得译。”让叶廷芳惊讶的是，赵萝蕤后来竟然一口气将惠特曼全集全部译完，而且广受好评。
《草叶集》全译本的出版震惊了学术界，直到今天也是学术界里程碑式的作品。1988年2月16日，《纽约时报》在头版刊登了记者对赵萝蕤的长篇报道，引起美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为了表彰赵萝蕤毕生贡献于文学研究及教育的精神和成就，1991年，芝加哥大学邀请赵萝蕤博士回母校参加建校一百周年活动，并向她颁发了“专业成就奖”。
1998年元旦，赵萝蕤病逝，享年86岁。4年后，陪伴她度过晚年岁月的四合院，这座被文化专家们称为“集建筑、人文、文物价值于一身”的故居，被推土机夷为平地。
2021-0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