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这里

曾在芝加哥大学留学的五名文革受难者(4/4)

陈梦家

1944年,陈梦家和他的妻子赵萝蕤得到洛克菲洛基金会的资助,从昆明来到芝加哥大学,在路上用了两个月。陈梦家是清华-西南联大的副教授,赵萝蕤是云南大学英文系的讲师。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学习四年后,取得了英文硕士和博士学位。陈梦家早赵萝蕤一年回国,在美国时对在美国、加拿大以及欧洲的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的近千件中国青铜器作了全面系统的考查,照相,制作铭文拓片,并结合中西方的研究方法,写下了一部英文的研究书稿。

1947年10月,陈梦家回到北京清华大学。在1948年5月清华校庆的时候,清华文物陈列室正式开展,陈梦家是主持文物展览的四位教授之一。他们在筹建清华博物馆。陈梦家在从美国写回中国的一封信里说,看到美国“城市无论大小,其博物院皆为艺术文化之中心,或与大学美术部合作,或为中小学实地文化课程讲解之处,故博物馆实为民众教育之机构,同时又为讨论讲学之所。”他赞赏美国博物馆制度并且想要在中国推行。他也是那样类型的中国人,看到外国有好东西,就想学习并在中国也做起来。

1948年春天,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后,回到中国。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The Ancestry of “The Wings of the Dove”。她研究的是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这对夫妇,一个研究中国古文字,一个向中国学生教授英文文学。

陈梦家的学术著作有《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1936)、《西周年代考》(1940)、《西周铜器断代》(1955-1956)、《尚书通论》(1956)、《殷墟卜辞综述》(1956),等等。赵萝蕤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和惠特曼的《草叶集》。在他们身上,中西学术和文化正在交融和发展。

1952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后作了“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陈梦家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分子”。他的主要罪名之一是“反对文字改革”。其实他只是说过“文字改革应该慎重”。虽然考古和政治斗争相距甚远,考古界也对他进行了大量“批判”。他的妻子赵萝蕤受到过度刺激,导致一度精神分裂。

1957年,中国有上百万知识份子被划成“右派份子”。曾经留学欧美的人中,被划成“右派分子”的比例特别高。当时对“右派份子”的处罚分为六种等级。对陈梦家的惩罚是“降级降职使用”。和陈梦家赵萝蕤夫妇相识于芝加哥大学的巫宁坤先生,在1951年从芝加哥大学回到北京任教,被划成“右派份子”后被送到中国东北地区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的“北大荒”“劳动改造”。比起那些被送到劳改营的人们来说,陈梦家受到的处罚不算最重。他仍然在考古研究所,曾经一度“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作踩水车等。在那期间,中国发生了数千万人被饿死的大饥饿。

1960年,食品严重匮乏。陈梦家的一个朋友有个亲戚由政府派往欧洲工作,设法从国外带来一些奶油。这个朋友请陈梦家到家中,吃抹上奶油的烤窝窝头。这原本不是什么奢侈的款待,在那个时候却珍贵非凡。陈梦家吃的时候流了眼泪。他年青的时候是诗人,这时依然有一颗敏感的诗人的心。但是他和其他中国知识份子一样,忍耐着,熬过了三年挨饿的日子。

1962年,他在美国收集资料编成的青铜器研究印刷出版了,一部很厚的书,没有署他的名字,因为他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按照规定不能出版书籍。那时连数学书都不允许“右派分子”出版。

1965年初陈梦家摘了“右派帽子”。1966年文革就开始了。1966年8月,陈梦家在考古所被“批判”“斗争”。他曾经被强迫长时间跪在考古所的院子里,毒日当头,有人往他头上吐痰。

1966年8月24日傍晚,陈梦家在被“斗争”后,离开考古所,来到住在附近的一位老朋友家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了。”这时,考古所的一些人跟踪到来,在他的朋友家中,强按他跪在地上,大声叱骂他,然后这把他从朋友家又押回考古研究所。当天晚上,不准陈梦家回家。

那时正是北京红卫兵暴力行动进入了最严重的阶段的日子。红卫兵满城到处抄家打人烧毁文物没收财产。那一天,在考古研究所旁边的东厂胡同,至少有六个居民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拷打从下午延续到深夜。除了用棍棒皮鞭打,还用沸水浇烫被绑在葡萄架子上挨打的两位老年妇女。“象杀猪一样。”邻居说。被折磨的人们的凄厉的惨叫在夜空中回旋。邻居们不忍聆听,只好用枕头捂上耳朵。天明时分,火葬场的大卡车开来,运走了尸体。(请看《文革受难者》中的“左奶奶和马大娘”。)

那天夜里陈梦家被关在考古所里。他一定也听到了被打死的人死前的哀号。那时候,人被剥夺的已经远远不止是他所热爱的诗歌和学术,也远远不止是人的体面和尊严。那时的人被打被侮辱被剥夺生命,而且受到的对待其实比猪不如。在乡下,猪养大了,由会杀猪的人来杀,通常一刀就杀死了,猪死以后,才用沸水浇烫以利除毛。但是在1966年红卫兵的八月杀戮中被害的人,不是被子弹或者大刀一下子杀死的,是被红卫兵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以及各种折磨虐杀的,杀害的过程长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于是这种杀害也更为残酷更为痛苦。邻居们用“杀猪一样”来形容东厂胡同1966年8月24日晚上的杀害,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别的修辞方式来形容这种前所未有的野蛮和残忍。

陈梦家在8月24日夜里写下遗书,服大量安眠药片自杀。由于安眠药量不足以致死,他没有死。

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出了《新月诗选》,这是“新月诗社”的诗人们在1931年出版的一本诗集,由陈梦家编辑,那时候他20岁。书中有他的一首诗如下:

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

小星点亮我的桅杆,

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

新月张开一片风帆。

1966年8月24日是阴历七月初九,是有“新月”的时候。他20岁的诗里,新月是一个美丽的隐喻,形如风帆,送他走向理想。但是1966年新月伴他走向死亡。

由于安眠药毒性不足,那天夜里陈梦家没有死。他被送进了医院。第二天,中学生红卫兵抄了陈梦家的家,在院子里用铜头皮带打他的妻子赵萝蕤,把她的头发剃去半边头发,成为所谓“阴阳头”,因为形似“阴阳”图案。后来,在北京大学校园中,赵萝蕤又遭到“斗争”和殴打。北京大学的一名英语教员悲愤地告诉我,她亲眼看到,动手打赵萝蕤的人中,竟然还有赵萝蕤曾经教过而那时已经留校教书的年轻女教员。她感到悲愤,一是为赵萝蕤的惨痛遭遇,一是为当时北大人的堕落。

十天以后,1966年9月3日,陈梦家在东城区钱粮胡同家中上吊身亡。时年五十一岁。

在陈梦家的两次“自杀”之间,北京有数千人被红卫兵打死;有十万人被没收财产并被驱逐出北京;大批人在各个工作单位建立的“劳改队”中受侮辱折磨;大批人在受到残酷“斗争”和侮辱后自杀。火葬场的焚尸炉日夜不熄,尸体依然堆积。所有被打死和自杀的人,当局一律不准留下骨灰。

在陈梦家死后两天,1966年9月5日,当时领导文革的“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一期“简报”,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这份“简报”清楚地把打死数千和平居民称为“战果累累”。仅仅这个标题和文中的死亡数字,就表明文革的残忍和恐怖到了什么程度。

2006年,一名年轻的美国记者Peter Hessler出版了一本书,题为《甲骨文–在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航行》(Oracle Bones:A Journey Between China’s Past and Present)。这名记者1990年代到中国居住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关于中国的书。陈梦家是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不但是因为陈梦家是甲骨文专家,而且因为这名记者对他的命运和遭遇感兴趣。Hessler 认真采访了认识陈梦家的人。陈梦家的弟弟陈梦熊,一个地质学家,讲述了他在1966年8月去陈梦家的家中探望,正在抄家的红卫兵大喊“送上门来”,抓住他用铜头皮带毒打,他的白汗衫浸透了血。陈梦家的妻子和他一起被打。Hessler 还采访了陈梦家的同事,包括在1966年看着陈梦家被摧残折磨的人和在1957年写文章攻击陈梦家的人。他同时还在观察今天的人怎么记忆或反应这个话题。

他和一名考古所退休了的工作人员的对话,陈梦家被害死时这个人是考古所的年轻工作人员。他们谈到陈梦家的死亡。书中写道:

从这个人(被访者)的表情,我完全不能辨别他是否觉得负疚或者感到难过,或者是否有任何别的感受。(225页)

Hessler 的含蓄的叙述在告诉我们,当文革摧毁了陈梦家和其他受难者的生命之外,还有别的比较隐秘微妙的东西被毁灭了,那就是人的恻隐和怜悯之心以及进行道德反省的能力。文革的暴力迫害是受难者之死的最重要的原因,但是当时的人心和氛围也是造成绝望的一个原因。

陈梦家被害,已经是历史,是在毛泽东的强力之下中国人无法拒绝的一幕历史惨剧也是丑剧,也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情。但是,现在的人怎么来说来谈来看来想,却是当下的中国人的选择。

Hessler 先生告诉我说,他早已看到了在我的文革受难者网站上关于陈梦家的文章。那是我在经过调查后在2000年写的。(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显然做了充分的准备,努力穷尽所有的已有的关于陈梦家的材料。)我在那篇文章里只写了谁是陈梦家和陈梦家的悲惨遭遇。Hessler的描述增加了一个文革历史记录的新向度。

另外,芝加哥美术馆的研究员Elinor Pearlstein 已经完成了一篇很长的论文,系统地梳理和分析了陈梦家在芝加哥大学期间所从事的青铜器研究工作。看到她的写得非常缜密的文稿,特别是其中比正文还长的详细注解,我深为她的工作的认真感动,也为陈梦家的工作得到后人研究而欣慰。

受难者的提醒

五名受难者加上肖光琰的妻子甄素辉和女儿肖络连,七个鲜活的生命,被用残酷的手段摧毁了。这是怎样的罪恶!而且,我听说还有别的人,还在进一步的寻访中。

迫害早在文革前就已开始。就在五名受难者中,王均在1952年就被判刑劳改,陈梦家在1957年就被划为“右派分子”,肖光琰在1958年就被当作“拔白旗”的对象来“拔”。文革把这种迫害发展到了更大的规模和更狠毒的程度。不但从事人文学科的人被害死,和政治相隔很远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被害死。

芝加哥大学的石头房子一百年来耸立依旧。一百多届毕业生,离校后的生活和成就当然各异,然而像这五个人那样被大规模的反人类罪所毁灭的,只有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撞毁了世界贸易中心的大楼,三千多名受难者中有三名是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

文革迫害当然并不只是针对这五个人也不是针对芝加哥大学的毕业生的。文革是全国性的普遍的大规模的迫害。五人的名字是在随机的调查中发现的。我并没有能对芝加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作完全的跟踪调查。但是仅仅这五人,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文革迫害的广度和密度。芝加哥大学毕业生的遭遇只是文革全部惨剧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也是整个迫害、监禁和杀戮大场景的一个缩影。

文革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身后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学校制度。毛泽东甚至修改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定义,他说因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人被害,其中有个人的或者偶然性的因素,但是那些都不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他们被害,就是因为他们被圈入文革指定的打击对象群体之中。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动文革的《通知》中,明确列出了五个“界”即“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作为重点。五名受难者中三人是教员,肖光琰的妻子甄素辉也是教员,教师是文革的人数最多的目标群体。五人中二人是研究人员。一人从事人文科学,成为“学术界”中的“资产阶级权威”。另外一人从事科学技术研究,但是文革中除了直接为核武器等军事项目工作的科技人员外,广大科技工作人员也被称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受到迫害。另外,这五人都受过高等教育,特别是曾经在西方的大学学习和研究。这些教育经历和工作职位,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是受人尊敬的或者至少是不被蔑视的,但是在文革时代,就构成被迫害甚至被杀害的罪名。文革的捞捕网的网眼是比照他们设计的,他们没有办法漏网逃脱。

当然,没有一个人应该受到这样的迫害,不论是曾经留洋的学者,还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人权是平等的,生命是同样宝贵的。实际上,在文革中有大量只受过很少学校教育的人也受到了深重的迫害。只是对这五名受难者的残害,不仅证实了文革的反人类罪,还体现了文革对他们身后的大学制度的仇视和破坏,对他们代表的学术价值和生活方式的否定和摧残。

芝加哥大学的主体是一组哥特式石建筑。我曾经想过,为什么1891年建立大学的时候,要造这种样子的石头房子呢?这些建筑风格古老,尖顶高耸,坚实稳固,无疑是能表现一种强有力的对学校在文明中的作用的象征。学校的最主要的作用是文明的代间传承,特别是知识和道德的传承。

这种传承不是不可质疑的。数年以前,一个学生告诉我,他们一组人在宿舍试验了使用不分男女的卧室、厕所和浴室。实行两个月后,他们决定回到原来的男女有别的常规制度。我对年轻人的这种质疑和试验的态度本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这种传承又是决不能随意破坏的。文革“彻底砸烂旧世界”的狂妄理念和大规模杀戮迫害的恐怖实践,正告诉人们保卫传统价值的重要性。传统价值并不是天然就长在那里的,好像一座山或者一条河(连山与河都会被污染破坏)。文明需要我们的维护、建设和坚守。让五名受难者不断提醒我们吧。

写于2006年7月

附记:在这篇文章之后,笔者又发现了另外八名曾经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过的文革受难者。会另文写出。

关键词: 
栏目: 
首页重点发表: 

Theme by Danetsoft and Danang Probo Sayekti inspired by Maks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