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是我亲身参与的第一个政治运动。
按照官方的说法，“四清”运动是指1963年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发展为在城乡中“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也是毛泽东和他的接班人，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矛盾的导火线。
我个人觉得，土改时依靠的基本力量，即当时农村的一些流氓无产者和刁民以后都成了农村的基层干部，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发展到接近失去控制的程度，需要采取措施了。刘少奇认为需要整肃的就是这些村干部贪污腐化的问题，但毛泽东则提高到阶级斗争的政治方向，以此来整肃更高层次的干部。说来说去，毛泽东的目的很明确，无论是根红苗正的地方干部还是握有千百万人生死大权的官员，他们都有不听毛泽东话的倾向了，必须整肃！
城市里也小规模搞“四清”运动，我所在的小学就成为一个运动试点了。这个运动采取的方式其实是沿袭了土改运动的方式。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中共派出工作组到中心小学发动老师学习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政治文章，特别突出的是强调阶级斗争，要清理小学教员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四不清的干部。
马神庙中心小学来的工作组组长是附近紫竹院公园西边一个叫曙光学校的党支部书记赵冠军和他们学校的团总支书、党员苏振华。这个曙光小学是归属军队的，只有军队军官的孩子才能进入该学校。而军队干部总是高地方一等。所以，曙光小学不用搞“四清”，地方小学就成了实验品。
我因为刚刚工作，对人事、干部之间的矛盾等等浑然不觉不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有这样几件事令我记忆犹新：在学习一段时间，即：清理思想之后，我们就进入了“清政治”的第二阶段，就是揭发批判阶段，要求老师们背后互相揭发。工作组根据揭发选出重点，在会议上含沙射影地点出来，给被揭发出来的老师压力。一次开会，一位年轻老师突然发难，说两年前在马神庙小学的女老师宿舍有人听见男人的咳嗽声，这个人还在假装正经，现在是他坦白交代的时候了。我作为一个19岁的孩子，哪听说过这种“大事”，不由觉得阶级斗争就在眼前。我也知道这一定有所指，那么是谁呢？
会下，我问杜铁宝老师，他却笑而不答，还叹了口气。这更激起我的好奇心。几天以后分教研室开会讨论，想不到杜岫山老师发言了。他说：“这件事情当年就查过，说是我。那么，我去那里干什么呢？就去咳嗽一声？”原来当年一个女老师一个人回宿舍（一间宿舍通常住几个人），好像听见有个男人咳嗽，吓得就跑出来了。她说声音像杜岫山，但也没有肯定。学校调查了一阵子，询问了杜岫山，得不出什么结论，而杜岫山平时的表现并没有什么下流行径，他是复员军人，说话脏字较多而已。此外，他还没有结婚，也没有谈恋爱。这大约就是一个不清了，要清一清。
杜岫山一案过去了。突然，一天开全校大会，只有我们全体十一名男职工，包括门房老侯和总务裴栾治按时到了会议室，没有一名女教师过来。大约过了半个小时，由我们小学唯一的党员吕主任（女）带领，二十几位女老师呼啦一下全过来了。原来她们都去开了个会前会。正式会议开始，吕主任主持会议，大谈男老师的道德操守。然后，几名年轻的女老师就开了炮，目标就是针对我们五名男老师，暗示我们之间有对女学生“性骚扰”的行为。“性骚扰”当然是五十年后才使用的名词，可当时的确就是追查这类问题。
那时，我因为刚上课不久，又不是班主任，和学生当面接触很少，加上少不更事，就不觉得和我有关，表现得不太在意。其实，男老师们也真的没有什么可说的，气氛有些尴尬了。这时，一位二年级的李老师发言了：“不要觉得你就没有问题，仔细想想，你们有没有借故教女孩子写字或画画而把着她们的手？！”这下子可把男老师吓坏了。
我还没有觉得危险，因为我不教美术，也不教低年级学生识字，还挺清白。但是，教图画的杜老师就危险了，却一句话也不能说。如果他在会议上说这不是流氓行径，他就是抵抗群众运动，这可是不小的一个政治帽子。无论他有没有流氓行为，这就够上清一清的了。这使我第一次感觉到政治运动的可怕。
“四清”深入就是要从震慑人心的刑事问题进入阶级问题了，这是运动的第三阶段。于是程俊就首当其冲了。程俊是一位老教师，现在推算他那时也就三十岁多点，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根据吕主任的安排，共青团员们又开始出击了。他们说：“有的人没有革命干劲，踩着上课铃来，听着钟下班，一分钟也不肯在学校多待，不好好学习政治，尽说落后话。”
这时，我已经学会察言观色，知道积极分子们又在敲打谁了。我偷偷看看程俊，他还是满脸微笑，毫不在意。会后，程老师悄悄告诉我，他历次运动都被审查，他以不动应万动，过了这阵风就过去了。我当时觉得他这是落后，但也疑问，他能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查了那么多次，没查出问题，还要找呢？
经过几个月的清理阶级队伍，即：清组织，我们花园村没有找到阶级敌人，整个马神庙中心各小学也没有找到阶级敌人，倒是批判了一些老教师的落后思想，算是抓了阶级斗争，可以作为四清工作组清组织的成绩了。
下一步是清经济。花园村小学刚成立，除了发工资，也就是购买一些粉笔、墨水和纸张，大宗购买是中心小学负责。总务裴栾治也是刚来的，真是查不出谁有经济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裴栾治还是要做一个检讨。我这才知道，他其实是1964年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的。因为家庭关系，他信奉天主教，而且对学校坦白了去教堂做礼拜，这使得他失去了做教师的资格。毕业之后，他被分配到一处做了一年体力劳动。他后来告诉我，和他一起被罚去劳动改造的还有陈独秀的一个孙女。经过一年改造，他被分配到花园村当总务兼会计。
然后就进入组织建设阶段了。这是“四清”运动出成果的阶段了。首先是发展党员。于是，一个解放军军官出身的张老师，也是当时的共青团书记便成了预备党员。学校又从另一个小学调来一位“四清”刚刚入党的刘老师。这样，本校的正式党员吕老师和那两位预备党员就可以成立党支部了。理所当然，吕主任不仅成了书记，还成了吕校长。一位中年妇女，原来是甘家口小学的副校长黎锦文调过来继续当副校长。大家都知道，她是徒有其名的副校长。因为她不是党员，只是一个有教育经验的“老”知识分子。吕校长对她很不客气，连教学都不让她管，她就是一个打杂的。
通过“四清”，所有马神庙中心所属的五六个小学都发展和配备了党员，都建立了党支部，算是执行了毛泽东在1927年首次提出的“支部建在连上”的主张。中心小学党支部当然也就升了一级。
发展了党员，当然要发展共青团员。发展的对象是前一阶段“四清”的积极分子，就是在会上揭发批判老教师和“落后”同事的青年们。这些女青年的特点是敢猜疑、敢检举，听从四清工作组的安排，但是她们无需对毫无根据或牵强附会的检举负任何责任。她们不讲情面，今天还和同事在说笑，明天接到任务就能把同事批得体无完肤。
这些乖张的行为就是所谓的进步表现。但这仅仅是必要条件，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有向组织交心的本领，即：找党员和团员随时随地汇报自己的思想。不仅口头汇报，还要写出书面报告交给团组织。我当时就是不好意思写这种报告，我怎么能向一个同龄的女孩子郑重其事地反省自己呢？又反省什么呢？
我们都要写入团申请书，这是表明向组织靠拢的态度。我知道自己是入不了团的，因为我在高中时，有那么多团员同学的帮忙都入不了团。可是，我也不敢不写，只好不疼不痒地写上两三页纸交上去，算是完成任务。而那些真心争取入团的积极分子都恨不得每周交一份入团申请书。
共青团是一个青年组织，过了25岁就不能申请入团了。那么，岁数超龄的老师们，无论是不是团员，当没当过团员，都要写入党申请书来表示政治态度。这也是“四清”的成绩之一。我见过程俊的入党申请书，才半张纸，反正他不敢不写，也自知此生无望。
“四清”原定于1966年结束，没想到这个运动还没有完，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毛泽东出其不意地批判四清是“形左实右”，即：表面革命，其实是反革命。这下“四清”工作组可惨了。最亏的是四清工作组长赵冠军。他虽然狼狈地退回到了曙光小学，但是他是13级干部，是高干最低一级的干部，正好适合当走资派。曙光小学在紫竹园附近，离我们这几个学校不远。一个夏天的傍晚，属于马神庙中心小学管辖的六个小学的教职员工都被通知到曙光小学参加对赵冠军的批斗会。
赵冠军是典型的军队大老粗，可能根本不懂教学，文化水准不高。如果不是当“四清”工作队队长，和我念中学时的35中的王书记一样，在曙光小学挂个书记的闲职。其实就是“四清”搞运动，他也未必真有事情干。现在赶在风头上，这位中年干部被押上礼堂的舞台，成为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吹鼓手，被迫低头认罪。
夏天炎热的高温，政治气氛的高压，使这个“四清”运动时的党领导面色惨白，豆大的汗珠滚滚而下。他学校的教职员工轮流上台揭发他。我们并不知道他的这些“劣迹”，只有听的份，当然也要高呼口号“打倒走资派赵冠军！”
惊人的一幕上演了，马神庙小学“四清”时的积极分子上台“揭发”了。最有名的是甘家口小学的郭老师，一位毫无女人气的女教师，因为四清有功，不但入了党，还被提升为党支部的副支书和副校长。她的脸是黝黑的，总是一股凶相。这次她上台流泪控诉赵冠军对她的“迫害”。就在此时，马神庙的一位四清入党的男老师，也是著名的“四清”积极分子跟着跳上舞台，自报奋勇地按着赵冠军的脑袋。
曾几何时，他们两个都是赵冠军最得意的培养对象，是几乎天天找赵冠军汇报思想的积极分子，是“四清”运动的依靠对象。现在，他们声嘶力竭地控诉前领导。我们台下几百名老师目瞪口呆。散会之后，我们穿过庄稼地返回花园村小学，都默默无语，对视摇头。
整人一年的“四清”运动就这么戏剧化地结束了。挨整的，无处投诉，也不许投诉。整人的，还是党员和团员，永远是先进分子，是下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先锋。
2024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