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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我的小学教师工作证
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都知道，运动进行时是不能谈恋爱的。你不知道你中意的人明天是不是被整肃的敌人。如果你爱上了一个潜在的敌人，不是一起被整肃毁了一生，就是面临揭发批判对方的特殊压力。我就在毫不知觉的情况下，遭遇了古代爱情小说中都设想不到的困扰。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小学要复课闹革命，那是1967年春天。为此师范学校闹革命的学生开始分配给各个小学。我自知出身不好，又有海外关系，在政治上不能出头，就想在教学业务上下点工夫。现在回想还是因为我内心里不甘心这一辈子就是颗螺丝钉。
我首先设计了独特的招生表格，和以往的不同点是要求家长把学龄前的孩子全一一登记在案。文革开始后的1966年秋季，由于学校停课，当时该入学的孩子没有入学，他们很会在1967年和1968年秋季陆续入学。到底有多少孩子会入学？我们应该有数，我认为做一个预测很重要。
我设计的登记表还包括了1969年和1970年直至1975年该入学的学生。这样我就可以估计未来几年的学生数量了，以此来判断师资和其它资源够不够。我知道中专学校在停课，很可能停办，以后几年是不会有新的教师来源了。我认为，做这样一个调查预测有助于教学安排。
我统计了所有学龄前的儿童，也是想知道文革时的人口出生情况。那时虽然政治气氛紧张，但不少逍遥派借停课停工之际生孩子，大街上到处可以看见孕妇。我隐约想调查一下文革对教育的影响。后来真写过一篇文章，1974年发表在香港《南北极》杂志上，可能是探讨文革造成中国人才断层的首篇。到现在4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文章在大陆还是不能发表，多可悲呀。不过这是题外话，扯远了。
那次。大约是复课开始的二月，学校里的领导都靠边站了，于是我被派到区里汇报师资的情况，由上面一个什么革命委员会来决定分配新教师。记得到会多是各个小学的副校长，属于没有被批斗的或没有被打倒的当权派。当然他们大多数日子全不好过。
相对而言这次是一个当时难得的宽松的会议，照例念完最高指示之后，主要就是各校提出需要的师资人数。这些“当权派”全小心翼翼地说：“为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希望多分几个老师。”但我明白他们并不想要新师资。新师资就可能是师范中专学校的红卫兵，谁愿意请“瘟神”呢？看着他们害怕又不得不要的表情，我心里很是同情。
而我就没有这个顾虑。我来开会前临时找来一份教育局的师资手册看，知道教师和学生的比例规定，我还有未来几年入学的学生统计数字。我慨慨而言，要求分配三名新教师，理由如何如何地分析了一气。
开完会，一位中年的副校长过来悄悄问我：“潘老师，您工作多少年了？怎么对业务这么熟悉？”我对他的同情心一下子消失了，我心说：“你们这帮人真该挨斗，我这就叫熟悉业务？你们这个水平就能当校长？”
会是开了，要求也提了，全是个过场，我们学校只分到了一个中专师范学生，姓杨。工人出身，团员。因为消瘦，她个子显得比较高，短发，牙齿有点龅，全身罩在褪色的军装里，如果从背后看，你不会以为是个18岁的大姑娘。
我当时是三年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杨老师其实只上过一年中专师范就赶上文革了，干不了班主任的工作，革委会就叫她给我当副手，两个人搞一个班。我很高兴，私心是我可以把语文课推给她，我只教少一些政治色彩的算术。她倒还认真备课，和我相安无事。那时课不多，一天就两堂，复课全在上午，下午是闹革命，即：学“毛选”和搞大批判。
很快我就出事了，进了牛棚，被老师和学生揭发批判。
一天，我被带回原来担任班主任的那个班接受揭发批判。会议室由杨老师主持。她的发言声嘶力竭，有一股仇恨的意味。在她的控制下，班长，一个10岁的女孩指控我在课堂上把毛主席语录愤然扔到了地上，又上去狠狠跺了一脚。这简直太离奇了，要知道，当时这样做，学生会马上跑到军宣队揭发；而且敢这样干的人是会被枪毙的。
我当然否认，说：“班上那么多革命小将，谁看见了？”不料，一排革命小将，全是我当年选择的班干部，齐齐地站起来，手捧毛泽东语录异口同声说：“我们看见了！”我顿时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从那之后，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被自己班的学生反复批判，多到几十次。我无法承认指控，但我很害怕，因为有这样多的学生做目击证人。我只好承认是语录掉在地上，我没看见踩了。
不知为什么，这件事后来没有作为我的罪行。我想也许是同事、军代表、工宣队全认为太离奇不可信吧。
到我恢复了自由，当时叫“解放”了。我在下班的公共汽车上碰到了杨老师。她尴尬地打了个招呼，就匆匆下车了。我不解地问我的朋友董老师：“我没有得罪她呀，为什么她对我那么狠？”董老师笑了：“她爱上了你呀！她曾在办公室和大家说她睡不着觉，老想你。哪知这话说出来没有一个月，你就被揪了出来。”
原来她是为了避嫌才对我那么狠。这可真是爱死我了。不过想想，她当时才20岁，还是个孩子，革命就恐怖地剥夺了她的暗恋，所以我并不怪她。
2024年11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