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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口杂咏

“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发配到南口劳动改造,处在极艰难环境之中。其难还不在于有“反动学生”管理组的管制,有艰苦的劳动,而在于“反动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这才是真正的监督,因为有些“反动学生”觉得自己只有揭发了别人,才能得到“宽大”,因此常常以监督别人为事,而且是全身心地投入。全不像现在腐败干部之间的互相“监督”,那简直是小偷的右手欲偷,而左手去制止他去偷一样)。“反动学生”之间特别关注的就是你看什么书,写什么东西?哪个要写不轨的文字,很快就会被反映上去。有个同学被人告发,在《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上,写下了毛另外的一些语录,与《选读》中的文字表面上看有冲突,被人揭发了出来。这位被揭发的同学,甚至动了杀人和自杀的念头。足见当时“反动学生”之间关系之紧张。

说来也怪,那时却是我最有诗思的时期,每当躺在硬板床上,一些零碎的诗句便会闯入大脑。为了使他人看到也认不得,便用极潦草的字写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笔记之间,到头来,有些诗连我自己也认不得了,以致那期间存下来的诗很少。

不必临川叹若斯,人生万感速耶迟?
如何旧雨飘零日,犹忆秋风分袂时。
野鹤闲云原是梦,种桃斫地半成诗。
至今懒草送穷赋,五鬼公行似故知。

1964年8月被划为“反动学生”,这个月同学们都毕业分配了。内定的“反动学生”虽然没有给处分,但大多也下放到农场劳动,称劳动实习。下放劳动的大约分两类:一是有问题的,下放劳动当然是要他们改造思想;一是思想进步、将要提拔的,下放劳动属于锻炼性质的。而我想“劳动实习”而不可得。1964年9月开学以后,在学校水暖组劳动。主要是打通下水,修整锅炉,为冬天供暖做准备。这段劳动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一个热水茶炉除水碱。茶炉或刚刚熄灭,把炉子的一个椭圆开口打了开来,立面热气尚未消尽,我就钻了进去。我个子大,开口小,里面氧气少,水蒸气多,进去容易出来难,差点没憋死。

1965年元月3号,北京市高教局组织到南口农场二分场高校大队劳动改造。有同学送行。到南口后,做此诗。南口位置在北京西北,原是一片河滩沙地,1958年大跃进时,把河滩地开辟成为果园。主要做法是挖树坑时,把石子筛掉,留下土,用以栽树。我们所在的二分场主要栽苹果、桃子、葡萄、少量核桃和大庄稼。还有一个奶牛场、一个猪场、一个粉房。

虎头燕颔向如玉,风致绰然徐绍怀。
咫尺传书求“后退”,艰难万里寻夫来。

向如玉、徐绍怀都是与我一组的“反动学生”。所谓“一组”指住在一个屋子里,一起劳动。向如玉毕业于邮电学院,徐绍怀毕业中国科技大学无线电系。如玉是江苏宜兴人,名字与写字皆极秀气,但外观虎背熊腰,不类江南秀士。他非常能干农活,而且喜欢干,他最看不上眼的是不能干农活和不喜欢干农活的。组内有位家庭生活较为优越、学外语而又比较洋气的同学,劳动稍差一些,如玉看他干活不在行的样子就有气,在小组会上声色俱厉地大加批判。他是学通讯的,为南口农场二分场广播站(这是“文革”中必不可少的)修理和谐调广播器材。一位女职工在广播站播音,似乎对他有好感。如玉给她写了一封信:自己现在的任务是思想改造,不能考虑生活问题。“请悬崖勒马,请后退”,这是他给那位女职工最后的一句话。这封信竟惹怒了她,她领了一帮职工和据说是她男朋友的青年到“反动学生”宿舍斗争向(实际上那时所说的“斗争”就是“打”)。向操宜兴口音的普通话与他们争辩,根本没有人听,也听不懂,一时棍棒交加,向立时委顿,有性命之虞。管理组怕出事,才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绍怀为四川自贡人。科技大1965届毕业生,毕业时被划为“反动学生”,由于说不清楚自己到底犯的什么罪,被称为“反改造”,受罪尤多。徐瘦长个,穿一身洗得已经成为灰白色的“蓝中山服”,上面补了几块深色的补丁,远远看去,仿佛身上有几个窟窿。他走路有些不稳,常一摇一摆,不能成一条直线。说他“风致绰然”,一点也不过分。徐爱笑,批判时也好像在笑,有时批判他的“反动学生”要表示愤怒,他还那样,仿佛他长得就是一副笑脸。“反动学生”改造的第一关就是要交代自己的罪行,问绍怀:“你犯的什么罪?”他说:“我说就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谁也弄不明白为什么“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就是犯罪?他说本来也就不是罪,1964年他要结婚,系里领导不同意,他坚决要结,于是在毕业时就整他。后来只要一提到“罪行”就会扯到领导不让他结婚这个话题。

所谓“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原来是当时反修斗争中,苏联在1965年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参加的莫斯科“三月会议”。中共抵制,中国留苏学生拉了一些亚非拉留学生,在红场游行,与维持秩序的苏联骑警发生冲突。国内报纸说苏修镇压革命青年,科技大组织学生去看这段纪录电影画面。徐回到宿舍说:“不就几匹马儿在那儿跑一跑吗?”于是科技大领导就说他反对党的反修斗争,把他定为反动学生。就因为这“几匹马儿”,我们这个小组为他开了无数次“帮助会”,“帮”他认识自己的“罪行”。

徐为人很拧,很少认错。有位也是科技大的同学替他挖犯罪根源时问他:“你爸爸解放前是干什么的?”绍怀回答:“挑水的。”(自贡许多地方吃江水,要从江里往地势较高的住地挑水。挑水夫如现在的“棒棒军”,是四川最苦的一个行业)再问:“给谁挑水?”徐回答:“给国民党区分部。”“你爸爸是为国民党服务!要不你这样反动、顽固,不肯认罪,这是有阶级根源的!”许多人心里不能认同这种理论,但也不好说什么。一次,快过年了,又开他的批判会,在重庆万盛教小学的妻子来看绍怀,最初管理组不让见,后来让见了,大约只呆了一天,便含悲而去。妻子走后,管理组还让他写检查,交代问题,在小组里批判他,不让他睡觉。晚上,他在纸上乱画,第二天同学开他的会时,检查他在纸上写了什么,从纸上许多字的拼凑中竟发现“孟姜女哭长城”六个字。于是,批斗会又升级了。

白字先生马牛风,赤工莫忘还赤农。
醉心惟有楼钱贵,一曲“名花”万虑空。

工休去买黄交歪,“整日价”中见异才。
南口昌平游兴尽,油条撑腹方归来。

两首咏小尤。小尤短小精悍,精力过人,有正义感,临危不乱。毕业于北京师范专科学校物理科,自称是该校业余读书队员之一,即平常不念书,待玩乐时间有余,才看看书。小尤思路清晰,物理基本概念掌握极熟。冬春两季,南口多风,直至春天,风仍然很冷。有一天我问他,我们上高中学物理时讲,空气越震动,温度越高,为什么这里风越大,天反而越冷呢?小尤回答说,一个是微观的,一个是宏观的。这个简单明确的解释,让我历三十五年而不忘。小尤上师专时最爱听西洋歌剧,崇拜美声歌唱家楼钱贵,崇拜之热情不亚于当今之追星族。小尤也能唱,只因当时对外国文艺作品基本否定,在南口劳改时不敢唱。我辈怂恿他唱,小尤有时情不自禁,悄悄唱《叶甫盖尼·奥涅金》歌剧中达吉亚娜生日宴会上法国行吟诗人的献词《玫瑰花》一段。此为楼钱贵所唱,极优美。小尤得其神似,每唱至此,如醉如痴,宠辱皆忘,“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往往非有人怒喝,则不能停止。

小尤写字如火柴棍儿叠搭,纵横交错,但无曲笔,得甲骨文遗意。小尤所写文章,包括交代、检查、自我辱骂,皆白字连篇,读之几不成句。如学习毛主席“五七指示”,毛提倡把一切单位都办成具有“工农兵学商”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小尤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但“赤工”也要做到“赤农”。大家读不懂如此深奥文字,请教小尤。他有些不屑地笑大家,连这个也不知道!就是又要当工人,又要当农民嘛,不是有句成语吗?“赤工赤农”!有人突然领悟:那是“亦工亦农”啊!全室无不捧腹。

某工休日,他写请假条说要到南口买“黄交歪”。管理组也费疑猜,把他叫去,问所购为何物?我们怎么没有听说过?小尤答,干活不注意,鞋子破了,去买一双“黄胶鞋”。又问:“黄胶鞋怎么是黄交歪?”小尤答:不正,不就是“鞋”吗?

小尤经常唱的歌是张寒晖所做的《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在那个悲惨的时候,我离开了我的家乡,整日价在关内流浪,流浪!”小尤唱得如泣如诉。有一天承他不耻下问:那时是不是关内对从松花江上来的人们好一些呢,不管干多少活都拿整日工价呢?在日本占领的关外就不成了,要不怎么唱“整日价”呢?逗得我喘不过气来。

小尤个子小,食量大,西红柿、桃子、葡萄,每食以塑料水桶(可装二十公升水)、脸盆为计量单位。西红柿、桃子,食必半塑料桶;葡萄食必一脸盆。休假到南口、昌平两地借口买东西,也是以吃为主,每次必过饱,然后,施施然而归。小尤食虽求饱,但是不讲质量。水果必买处理的,五分钱一脸盆,果腹也是烧饼、油条而已。

更名改姓竞时尚,“宝昌号”有旧家风。
油盐店与绒线铺,怎及“卫东”趋大同。

粉墨登台最擅长,拉开功架也仓皇。
有人八亿能无斗?冤气消磨日月光。

两首咏宝昌。宝昌本应是64届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但毛主席1963年“两个对文艺界阶级斗争状况的批示”后不久,即被揪出。1965 年春发往南口农场二分场改造,后与我在一组,我住上铺,他在下铺,近四年。1966年“文革”初起,“立四新,破四旧”,许多革命群众认为自己的姓名也属于“四旧”,纷纷改作革命的名字。当时“卫青”、“卫东”、“向东”、“卫彪”之类的名字俯拾皆是,大畅其道。宝昌与我谈起:“宝昌,宝昌,跟小铺的名字一样,让人想起‘宝昌号’。得改一改吧?”我说:“你倒挺时髦啊?”后来他又对我说:“‘宝昌号’就‘宝昌号’吧!我也别装孙子了!”其名遂未改。宝昌学导演,擅长表演,每有批斗会必积极发言,发言必表现出极愤怒的样子,双目圆瞪,语速疾徐亦有讲究。成林与我窃笑之,认为他缺少底气。当时倡导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后来更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之说。在那个环境中不是斗人,就是被斗。根据马斯洛提出的人的自存功能之说,与其被斗,不如斗人;但也有宁肯被吃,也不吃人,那是凤毛麟角的。孔子仅许之为“狷者”,生活在现今,举世无圣者,则普降一等,能洁身自好者即是臻于圣人之境。

燕赵风狂撼九陔,万家墨面没蒿莱。
梅郎一曲《南梆子》,万里传来是“敌台”。

坚持马列吃窝头,一句戏言成罪囚。
难忘夹边沟里事,怨天之外更何尤?

举世癫狂自愚日,读书须向梦中求。
如今韬奋须掏粪,举世无非风马牛。

三首咏樊渝杰。渝杰在高中即与我同学,我在高三五班,他在高三二班。在高中时渝杰骑一辆赛车,独来独往,十分引人注目。因一度都在文科班,见面也打招呼,但来往不多。渝杰后来考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1965年9月被划为“反动学生”。9月底到南口,正好分在我所在小组。当他推门而进,我们皆大吃一惊。渝杰少年家境充裕,父亲是两航起义人员,国家石油公司的高级职员。1957年一句话没说,也被划为右派,被发往甘肃省夹边沟劳动改造,困难时期被饿死。樊多次提及此事,对吃饭十分重视。每餐必有甲菜(南口农场二分场食堂,菜分甲、乙、丙三等,甲菜两角五分,为熘肉片、红烧肉、回锅肉、木樨肉之类;乙菜为肉片或鸡蛋炒时令菜之类;丙菜为素菜),有时还要吃两个,任别人指责其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反驳,亦不改;干活稍差一些,这就很令一些人生气,一开会,所提意见必有此类。一问其罪行,就是一句“马列主义吃窝头,修正主义吃面包”,再不扩展(许多“反动学生”在叙述自己罪行——主要是说的话,还有日记之类—时,因未看过自己的定案材料,不知道有哪些内容,一般交代的比管理组掌握的要多),使管理组不满意。

樊渝杰好像有个收音机,夜里有时用耳塞听广播。夜阑人静,虽然外面有狂风怒吼,但稍不慎仍然可以使室内听到其广播声。一夜,已经躺下很久,似睡非睡。忽闻京剧旦角之声,仿佛是梅兰芳的《霸王别姬》虞姬唱的一段《南梆子》(“看大王”)。突然有人高呼:“屋里有人听敌台!”折腾了半宿。原来是苏联的“和平与进步广播站”在放梅兰芳的唱片,当时反修之声甚高,“和平与进步广播站”是苏联对华的汉语广播电台,自然被视为“敌台”。当时毛泽东正为日本友人题写鲁迅先生名诗“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樊因吃饭干活一类小事,常常是批斗对象,很苦恼。常以读书自解。南口“反动学生”中根本不能读书,樊读商务印书馆《知识丛书》中的《韬奋》。后樊在组内被批判,管理组中文化水平最低的那位来主持。开完会后,组长请他训话。他不知《韬奋》为何物,只听其自言自语地嘟囔:“韬奋,韬奋,掏大粪!”宣布散会。樊渝杰1978年后考上北京体育学院研究生,从事体育理论研究和翻译工作,频频来往于中欧之间。毕竟不是“夹边沟”的时代了。

酣梦忽然雷击顶,眼前璀璨有霞光。
相煎箕豆何时已,莫道人间无否臧!

记被电击事,发生在1968年冬。此时管理组换了两个陌生人来,要求每人都大胆暴露思想,做改造总结。而且所谓“总结”就是要你交代你有什么样的反动思想,基本上是越反动越好。我们估计“反动学生”这一摊即将解散,此为善后。我也把自己在南口写的东西收拾好准备走人。这一天,我所在的小组已经总结完毕,大家仍出工干活。因为我患感冒,没出工,在屋里蒙头发汗睡大觉。一个没有通过总结的其他组同学到我们屋里修改总结。当他查找毛主席语录时,翻看放在桌子上的另一位同学的《毛泽东著作选读》,发现上面写了许多字,便在交总结时向管理组说了。管理组认为我们组那位同学在《毛泽东著作选读》上批的虽然都是毛主席本人的话,但这是用毛主席的话来反毛主席。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于是,管理组责令他写检查,每天写到夜里一点钟。

这个同学以为自己这一辈子完了,不想活了,又认定揭发他的那一天,只有我因病未出工,认为是我揭发了他,便想拉我与他一起去死。等全屋都睡熟了以后,他把灯泡拧下,通上两根电线,想要电死我。我们睡的是双层床,我睡在上面。这位同学踩着凳子,一手拿着手电,照着我,一手拿着带电的电线,向我太阳穴捅来。他没有想到,掀开蒙在头上的棉袄,被冷风一吹我就醒了,觉得自己好像在田野上行走,突然被空中雷电劈了一样,眼前一道金光。我担心的是别人看到我在本子上写的东西(本子就压在我枕头底下),猛然坐起,看到一副凶恶丑陋的面孔(人要杀人时,人性就消失了)。我疾呼:你要干什么?我一喊全屋都醒了。学物理的小尤拉灯不亮,敏锐地感到有人用电自杀。他高喊有人自杀,并挥舞起长条板凳,把电线与人分开。这时那位同学感到大势已去,从凳子上下来,捏着电线自杀,被电击倒在地。睡在我下面的郭宝昌,也被惊起,并诧异地说,谁在大拇脚趾上拴了一根电线啊?原来他是第二个被杀对象。郭宝昌作为小组长去向管理组汇报说有人要杀人。管理组问杀死几个?他回答说一个没死。管理组说,那没关系。组内另一同学尤长岭,问管理组,我们要死了,怎么办?管理组回答,你们死了不过臭一块地。

烂脚颇同铁拐李,疗疮难效美髯公。
银刀刺骨一身颤,污血盈盘四座惊。

1966年夏末秋初,在南口劳动改造。割草时弄伤右脚右踝骨下的一小块皮肉,后被感染,右脚后跟肿胀如面包。待休假日,由南口农场二分厂到昌平县医院治疗。路程十余里,走了两个小时。昌平一些医院已经“停产闹革命”,而县医院尚开门行医,但医院内秩序极乱。挂号后,由外科医生做手术,引流,把污血排出。医生一看我是“反动学生”——当时凡被定为阶级敌人者,亦如“二战”时期犹太人,必须佩带标志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以便使革命群众能够分清敌我。“反动学生”须挂一块长方的约六平方寸白牌,上书“反动学生某某某”——属于牛鬼蛇神之列,表示要划清界限,不予做手术。经再三恳求,虽允许,但不给打麻药。我半坐在手术床上,伸出右脚,右脚踝骨下的皮肤,已经薄得透亮,如寒蝉之翼。明晃晃的手术刀一刺入,污血喷出,疼痛连心,手术室内一些患者无不震惊。当时虽序属深秋,我也汗流浃背了。医生似乎有意使我出汗,在露出的踝骨上,刮了数次,做药捻排脓,敷消炎药,外面裹以纱布。医生嘱以再来,幸好一次而愈。

有命何时有一饱?我闻斯语倍黯然。
馒头落肚匆匆去,不在食堂久留连。

上面所说的杀人者是福建莆田人,北大化学系的。人很聪明,身体魁梧,宛如宝塔。在学校是五项全能运动员。他饭量大,困难时期,全国饿饭,他的感受尤切。说了几句实话,被划为“反动学生”。他说过的一句老实话,至今不忘,而且每当想起这句话都会有刻骨铭心之痛。他说:我长这么大,在我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在南口,他的老姐还要从莆田老家给他寄粮票,就这样,他一天三顿饭,每顿六两,三个馒头,吃完了事。他曾对我说,一顿饭吃过以后,我只能说“吃完了”,而不能说“吃饱了”。我问为什么不吃米饭呢?米饭的量更大一些啊。他说,他有胃病,一吃米饭就犯病。我见他吃饭大多是在食堂三口两口吃完,便匆匆而去,或在食堂回宿舍的路上(距离大约有一百米)边走边吃,回到宿舍已经是用饭盆儿舀开水喝了。很少看到他坐在桌子边正式吃饭。不知他现在活得怎样?我想吃饱饭大约是没有问题了吧!

手持皮带秋波横,短发齐眉红卫兵。
浅浅梨涡吝一笑,麾来斥退万夫雄。

此首咏“文革”中监督“反动学生”劳动的女红卫兵。二分场的职工多是1961年至1963年困难时期的初高中毕业生,女学生居多,二分场没有老工人,有十几个老工人也多是有问题的,如摘帽右派、资本家,或历史上在敌伪政权中做过事的。“文革”前,“反动学生”是自己劳动,没有什么人监督。“文革”初起,“反动学生”被批斗后遂有女青工监督劳动。这些女工小的十七八岁,年长的二十二三岁,为了表现她们阶级立场和斗争精神,她们多穿军装,手持皮带,横眉立目,故意装出凶狠的样子,大声呵斥反动学生。当然在这种呵斥中也使她们产生一种优越感。三十八年过去,昔日革命青年,今亦鸡皮老妪。皓首华颠,思及往事,是“青春无悔”呢,还是华年虚度呢?也许会有人这样想,自己窝囊一生,惟有那个年头还有点快意一时吧!但愿更多的人会感到那时如恶梦一场,能为自己各种表演而羞愧。

(选自《温故》(之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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