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老师的小学生黄帅成了树立的英雄
我们从小在学校就被要求和所谓剥削阶级的父母划清界限，要监视他们，随时将他们的反动言行向政府汇报。当然对孩子来说，所谓向政府汇报就是向自己的老师汇报。以后进一步要求学生监督老师，向学校领导汇报自己老师的错误言行。
于是，师道尊严就彻底崩溃了。
1973年底，就读于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的小学生黄帅，因为和班主任发生了矛盾，致信《北京日报》，质疑“难道还要我们毛泽东时代的青少年再做旧教育制度‘师道尊严’奴役下的奴隶吗？”而一举成为文革末期的英雄人物。
2008年11月29日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作者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他披露：
最近，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老师有点烦，他被他的学生告了，说他是反革命，而公安局已经立案。这样严重的罪名，严重的事态，无非是他在讲课的时候，批评了中国文化，而且语涉政府。这年头，学生告老师，从来不是个新鲜事，老师上课稍有不慎，被哪个非常具有正义感的学生看不顺眼了，一个小报告打上去，过两天，学校就要找你谈话了。但直接将老师告到局子里，而且居然能让公安局立案侦办，好像还很少听说。
这使我一下子回到了半世纪前。那是1965年年底，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当时风雨欲来，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我那时因为海外关系（就是父母在国外），上不了大学，刚被分配在北京海淀区当小学教师。这是很幸运的差事。比上山下乡强多了，虽然月工资只有31块5毛钱。
我的第一个教师工作是教四年级和六年级的“自然”课，还有教六年级的“中国历史”课。“自然”，就是向学生讲述基本的生物、化学和物理知识。例如杠杆原理、滑轮为什么省力、单子叶植物和双子叶植物的区别、如何证明地球是球型的、氧气助燃等等。这些对我来说是很容易的，又和政治无关，讲起来很轻松。学生也爱听我的课，因为我能联系生活中的实际解答问题。所以我虽然年轻，只有十九岁，倒很得学生的欢迎。
但讲中国历史就难了。我一看历史教科书，就觉得和自己的历史知识很不一样。我记得第一课是讲中国猿人，山顶洞人。书中提到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虽然严格说这不是中国历史的范畴，但还能说一下如何区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但下面马上就是大禹治水、奴隶社会、青铜时代和铁器的出现。可是并不讲清楚夏商周的顺序，一下就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然后就是陈胜吴广起义。接着就更奇怪了，汉唐几乎没提到，就讲了四大发明，突然又来了个岳飞抗金，一下又跳到太平天国、鸦片战争、少年毛泽东、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蒋介石4·12叛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我觉得这样根本无法讲中国历史，学生学完不可能对中国历史有一个大概的轮廓。但我也不敢擅自修改讲义。就琢磨出一个叫学生把“夏商周，秦汉三国，唐宋元明清”顺序背下来的办法。至于南北晋，五胡十六国等就免了。我个人对背历史年代一直有反感，就对学生说，你们只要背下这个顺序，年代记住两个就可以了，一个是公元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一个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为了加深六年级学生对中国朝代的印象，我还分两批，每批把一个班的学生带到天安门东中国历史博物馆参观。当时那里还是按朝代布置展览。我自己持讲解鞭，从头讲到尾，也正好是从北京猿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明朝的地方，偏偏还有一个关于海瑞的专题，我当然也就多讲了几句。学生们对这个参观非常满意，我也很高兴给了他们一个简单但完整的中国历史概括。
哪知，在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课时，党支部书记吕主任把我找了去。当穿着蓝棉袄的吕主任把我叫到她办公室里，我非常紧张，因为她一直绷着脸：“潘老师请坐。”她略为顿了一下，接着说：“你是新来的教师，一直没时间找你谈话，你近来工作怎么样？”
我当然说不出什么。于是她开始发问：“你上历史课讲到哪里了？”
我回答：“讲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她盯住我问：“你全讲什么了？”
我紧张地出汗了：“我照课本讲的呀，讲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翻身得解放。”
“是吗？”她的目光更严厉了，“有学生揭发你说工人阶级是统治阶级。”
原来是这样呀，我放心了：“是的，我讲解放前地主资本家是统治阶级，剥削劳动人民。解放后，劳动人民翻身了，成为统治阶级，镇压地主资本家。”我这时从吕主任的眼光里看出来，她并不懂马列主义的基本教义，而这些政治概念是我上高中时的政治课学到的。
大约是我镇静的态度和出口成章的“理论”使吕主任相信了我的话，她立刻改变了态度，指导我说：“你讲的当然是对的，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对孩子，要讲得深入浅出。我是省厅来的，有教学的经验，今天是想帮助你提高一下业务。你回去努力备课吧。”
我离开了教导主任办公室，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我才知道原来小学党支部书记就是这个水平。她老讲她是省厅来的，其实她是吉林省政府的什么办事员，随她当军医的丈夫调到北京，既不懂教学也不懂马列主义。
这件虚惊的事对我也许是好事，提醒了我讲课时千万要小心谨慎，不能多发挥。当时政治气氛很浓，天天讲阶级斗争，批判剥削阶级，说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统治劳动人民。天真的小学生简单地以为“统治阶级”是一个贬义词，头一次听我用此来形容伟大的劳动人民，当然就把我检举了。而这样的检举，无论是检举老师、或检举朋友、还是检举父母或其他长辈，都能得到公开的鼓励和支持。还有一个术语，这叫“划清界限”。想不到都快半个世纪了，学生告密老师的讲课还是司空见惯，竟然也还能惊动专政机构，令公安局立案。
当年我自以为精通马列主义，比党支部书记还强，洋洋得意了许久。转过年来，1966年夏天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说了，吴晗写剧本《海瑞罢官》就是为彭德怀翻案，就是向党进攻。于是这个北京副市长吴晗只有自绝于党和人民自杀了，成为史无前例的文革的祭旗品。
毕业了但无法上初中的六年级学生只能留在小学闹革命。天安门东的历史博物馆也被关闭批判了。一天我猛然看见学生给我的大字报，揭发我把他们“带到历史博物馆，宣讲海瑞，用心何其毒也！”看来我也成为吴晗的帮凶了。当然这次不是告密，是公开的揭发批判，署名的学生全是当时班上品学兼优的学生，是最喜欢上我的历史课的学生。由于文革对教育的破坏，告密成了小学生参加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了，天真无知的小学生简直成了老师的城管。
当时的语文课就是念《毛主席语录》，我根本不敢讲解。就这样还是出了事。那是叫三年级学生念语录的再版前言，是林彪写的。其中有一句“立竿见影”。学生不明白，举手问我是什么意思。我一下大意了，讲解起来，还把教鞭往窗台上一矗，说：“这是形容快，你们看，我一矗这根教鞭，就有一个影子，一拿开，影子就没有了。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和这跟竿子一样，立马就有效果。”
第二天军代表就把我找去了，说学生揭发我说毛主席著作是一根棍子。当时我就傻了。一位工宣队的老工人听了我的解释，意味深长地说：“你要是不懂，就别胡乱解释。”算是给了我解脱了。从此之后没有老师敢讲课了，就是说对任何内容不做任何解释，只上课，不讲课。我以后只是叫学生背语录，而且我根本不敢带头念，怕念错了，叫班长带头念。
……
2024年11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