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父爱如山，其实是父欲如山，或父恶如山。
乾隆年间，陕西山阳县有个老无赖，叫赵成，从小到大游手好闲坑蒙拐骗。到老了更反人类，居然想强奸其儿媳。儿媳不从，他持刀逼其就范。儿媳怕死，从了，但心里实在太憋屈，便跟丈夫赵友谅商量，搬迁到外地去，远离恶父。
今天看来，赵成所作所为，完全践踏了人伦底线，为情、为理、为法所不容，现代人应该很难理解，儿子儿媳怎么不与其抗争，或将其绳之以法，而是选择了最窝囊的忍让。
一句话就可以回答：那是“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时代。
历代封建王朝都会高扬孝道，因为孝是“为仁之本”，统治者坚信，孝道得到弘扬，犯上作乱者就“未之有也”（《论语·学而第一》）。换句话说，父权是王权的基础，在家能做到“父为子纲”，在朝自然就能做到“君为臣纲”，两者都主打一个绝对服从。
所以，“君要臣死，不敢不死；父要子亡，不敢不亡”。迄汉以降，历朝历代，不孝都是重罪。满清入关后，觉得汉儒这一套非常好使，全盘继承，甚至变本加厉，将不孝列为十恶之首。
而不孝之具体“罪行”，便包含“告言”，即向官府告发父母。
可以想象，如果赵友谅敢去告父亲赵成，首先便已犯了“不孝”之罪。而强奸这种事，在那个技侦手段原始的时代，没有人证物证，是很难告准的。诬告父亲，属忤逆大罪，按律要凌迟的。更何况，当时还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世俗道德压力，这应该也是恶父赵成敢如此肆无忌惮践踏人性的原因。
所以，面对恶父，赵友谅夫妻只能忍辱含垢，敢逃离，已是最大反抗。
没想到，更突破下限的事，还在后面。
赵家有一亲戚叫牛廷辉，家在县城三十里处某村，赵友谅夫妇便前去投奔他，在牛家对面山上筑室而居，希望有个照应。
本已逃离父亲，却去投奔亲戚，这里面有个客观原因，人情社会，举目无亲的外乡人很难生存下去。
但就因为这样，埋下了更大的祸根。
一个多月后，恶父赵成得知儿子儿媳在亲戚牛廷辉处，淫心不死，追踪而至。相信赵友谅在奔牛时，应该没跟他说明原因，毕竟，如此家丑，跟谁都难以启齿。所以，当赵成带着食物礼品，假惺惺前来走访亲戚时，牛廷辉蒙在鼓里，自然热情接待，还请乡邻来吃席。
这样的酒席，赵友谅夫妻是否也参加，书上没说。常理推断，应该是在场的，再怎么尴尬也得去，不然牛廷辉等人肯定要起疑——父亲来了你们居然不来一起吃饭，说不过去嘛。从后面发展的情节看，至少赵友谅是在场的。
席间，跟牛廷辉关系较好的乡邻，关心他日子过得怎样。牛性憨直，坦诚相告，说最近经济低迷，生意不好做，只好把家里两头驴卖了，得银三十两，买米花了十两，剩二十两，不知能撑到什么时候。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成本是冲着儿媳来的，可儿子跟儿媳寸步不离，无法得手，便心生一计，得知村里有一恶人叫孙四，力大无穷，全村人都怕他，便去找孙四，开门见山便说，你知道吗，牛廷辉家还有二十两银子，咱去把他杀了，一人十两。
孙四虽是恶人，一听这话也不敢相信，说你疯了吧，他可是你亲戚，刚还热情招待了你，酒菜还没消化完呢，就要谋他财害他命，能这么干吗？
赵成说，我儿媳长的可美了，你如果能帮我杀了牛廷辉，嫁祸我儿子友谅，友谅抵罪，我就把儿媳许配给你，这可远远不止十两银子的好处。
毕竟是无底线恶人，财色当前，孙四心动了，说既有此等好处，不干白不干。
当天晚上，赵成跟孙四两人便持刀闯入牛廷辉家。赵友谅当时还留在牛家，见父亲跟孙四恶狠狠持刀而入，再次选择逃避，躲进了附近山洞里（应该是连妻子也顾不上了）。
就这样，赵成、孙四两大恶人，竟然把牛廷辉夫妇和子女全家五口都杀了。然后恶人先告状，到县衙门报案，说赵友谅杀了牛廷辉全家。
当时的山阳县官，是宜兴人路学宏，接到报案，第一时间派差吏出现场。差吏到了牛村，搜索发现，嫌疑人赵友谅躲在山洞里，形迹可疑，便带回县衙审问。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赵友谅还是不忍心指证其父，再加上当时刑讯逼供是合法的，受刑不过，痛哭流涕，招认杀人。
可是，嫌犯虽招，程序上，还得指认杀人凶器才能定案。作为凶器的那把刀本来是孙四家的，赵友谅家没有，他胡乱供认了几个“藏刀处”，捕快都找不到刀。县官路学宏心细，觉得赵友谅招都招了，却说不出凶器所在，证据链无法形成闭环，不能定案，只是把那些被牛廷辉请去吃席的十几个乡邻被列为涉案人员，家产都被查抄。
案子悬着，不能一直不理，路学宏偶尔还会审问相关人员。某日，他又让捕快带赵成到县衙再过堂。赵成自认为案子已结，儿子将伏法，心情大好，骑在驴上，哼着小曲进城。他儿媳看到，忍不住骂道：“都说虎毒不食子，这老不羞自己杀人，嫁祸儿子，拖累乡邻，现在还得意洋洋，老天在上，鬼神都不会放过你的！”
儿媳如此骂家翁，也是大不孝，估计也是豁出去了。赵成心里有鬼，脸红耳赤不敢还嘴。前来带人的捕快看在眼里，起了疑心，回去向路学宏如实汇报。路学宏也觉得赵成可疑，严加审问，一开始赵成矢口不认，路学宏命令衙役“烧毒烟熏其鼻”（应该是当时流行的刑讯逼供方式，估计赵友谅也被如此折磨过），赵成扛不住，招了。再抓来帮凶孙四，供词对上，凶器也找到，案情大白。
这里咱暂不讨论刑讯逼供这一议题，只说案情大白后的判决。
按大清律例，一人抵一命，“杀死一家五人者，亦须一家五人抵偿”。也就是说，包括凶犯赵成在内，全家必须有五人去抵命，赵友谅也逃不了……县官路学宏将案子报省，陕西按察使秦承恩、陕西巡抚毕沅审阅案卷，一致认为赵友谅太冤了，便在上奏朝廷的案卷中，加塞了“夹片”，详细说明案情，替赵友谅喊冤。
案情重大，经刑部审核后，最后上呈皇帝裁定。乾隆详细看了案卷，批准了对赵友谅免除死刑——且慢欢呼，看谕旨先：
赵友谅情似可悯，然赵成凶恶已极，此等人岂可使之有后！赵成着凌迟处死，其子友谅可加宫刑，百日满后，充发黑龙江。
赵友谅情有可原，但赵成如此穷凶极恶，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让他“有后”，所以，赵成凌迟处死，赵友谅死刑改为宫刑，待受刑满百日，能走动了，再发配黑龙江。
你没看错，皇恩就是如此浩荡。得亏当时赵友谅还没儿子，否则，他儿子不死也得宫刑。
此案见袁枚《续子不语》。
可能很多人难以置信，但这事确是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发生过的。《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在“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庚子”条，记载着乾隆为此事而发的上谕：
清实录·乾隆朝实录
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庚子
谕曰：刑部议覆陕西省杀死一家六命凶犯赵成长子赵友谅、次子赵进财，俱照拟斩决。原以此等凶恶之徒已绝人之嗣，自不应复使其尚留余孽，固属准情酌理，罪所应得。但详核此案情节，赵友谅因伊父欺奸伊妻，即行携眷迁避，及伊父犯案后，复代为认罪。若按例寘之重辟，情又可悯。然赵成杀死一家六命，绝其后嗣，残忍已极。若今因赵友谅情节可矜，即行宽释，是赵成淫恶凶犯，转得有后，于情理未为允协。朕酌之情理，著将赵友谅从宽免其死，但改为宫刑，俟百日平复后再发遣乌噜木齐，以示法外施仁之至意。至赵成次子赵进财及帮同行凶之孙四，俱著即处斩。
这一道谕旨跟袁枚的记载略有出入，赵成和孙四杀死的是牛家六口人，绝了牛家之后。最后判决，除了帮凶孙四，赵成还有一次子、即赵友谅之弟赵进财也被处斩；而赵友谅被宫刑后被流放乌鲁木齐，而不是黑龙江。
当然还是以《清实录》为准，但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乾隆如此判决的理由，还是这句“是赵成淫恶凶犯，转得有后，于情理未为允协”，这样的淫恶凶犯，如果还让他“有后”，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在当时来说，“绝后”是比死更大的惩罚，因为，人活着的意义，就一个“后”字。没有后代的人，别说死后没人祭祀，生前就已经被鄙视、被社死、被边缘化。基于这种价值观，乾隆认为，赵友谅无辜，可以不死，但他以后肯定是要生儿育女的，这么一来，被判死刑的赵成就有了“后”，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所以，于情于理，都必须让赵成绝后。
就是不“于法”。
当然，乾隆的话就是法，于是，大清从此有了一种新刑罚，就叫“阉流刑”。顾名思义，即宫刑+流刑，宫后再流，绝对绝后。
你想，以后再有类似的事发生，“赵友谅”们还会去告恶父吗？
可见，侮辱与伤害赵友谅的，是恶父赵成；彻底毁灭赵友谅、让他万劫不复的，则是万恶的皇权。
恶法，就这样一次次以“法外施仁”、“皇恩浩荡”的名义，彻底绝了人性、人权的后。
2024年0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