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在北京，工资在成都
1969年初，彭德怀的警卫参谋景希珍收到了彭德怀从北京写来的信，他当即转交给了西南三线建委秘书处管生活的女秘书雷文。彭德怀在信中写道：“我需要订些报纸，还要买些肥皂、牙膏；衣服也烂了，身上的痤疮已化脓，我没衬衣换洗，也需添置一些；我的老花镜度数不够了，看书不行了，需要另配，每月23元生活费交了伙食费后，剩下的钱很少了，可否每月在我的存款里多给我几元钱？”雷文读后不由得一阵心酸，但又十分为难。上级规定：西南局“关牛棚”的当权派，每月都是发23元生活费、23斤定量粮票。彭德怀被揪到北京后，雷文每季度据此寄往北京看管部门转交彭德怀。雷文不敢违反规定替彭德怀擅自加钱，她只能把信呈交西南三线建委掌权的大联委、工宣队、军宣队，请示组织出面解决。
雷文分别对几位负责人说：“彭总这么大年纪了，弄成这个样子，挺可怜的。彭总每月工资400余元，他被抓走后，我们打开他的保险柜，内有1万余元，不过他写了字条交待全部交党费，这笔钱不能动用啊！还是替他加点钱吧！”建委三个组织的负责人碰头后，决定从彭德怀存款中每季度给他加100元，并在彭德怀信上签了字。雷文这才敢据此每季度寄出169元，一直寄到彭总去世。
二、不同的评价
1957年，以左派记者著称的浦熙修，突然成了资产阶级大右派。许多昔日的朋友对她口诛笔伐，著名漫画家华君武也配合批判，发表了一幅漫画：一女子将面孔藏于写有“罗隆基立场”的琵琶后，旁批是“浦熙修自我检查”。1980年6月，浦熙修摘帽恢复名誉，华君武给浦家寄来了一封道歉信，信上说：“我曾画过一幅漫画讽刺过她，这张漫画现在认识是错误的，也是不应当的。此事久压心头，趁此机会，只好向她的家属表示道歉了。”1997年，华君武发表《邪正自明》一文再度为此道歉：“我画的这幅画，题为‘犹抱琵琶半遮面’，是对浦熙修的不严肃态度，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格侮辱。”华君武回忆说，当时康生看了这幅漫画，称赞说画得好，他还很高兴；但是邓小平看了后说：以后不要画这种漫画了。
三、恩断义绝
1957年夏天，袁冬林上大学四年级。有天一个同学拿了一份《中国青年报》给她看，上面有批斗大右派浦熙修的新闻和照片，袁冬林顿时觉得脑袋都大了。母亲被特务打过，又被国民党监狱关过，怎么就成了大右派呢？她真是想不通。但她还是按党的要求表了态，说母亲浦熙修是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她所受到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因此，她具有资产阶级的新闻观。
当时浦熙修被大会小会批斗，就连亲人也逼她拿出日记，写检讨，帮助她上纲上线，揭发罗隆基的罪行。浦熙修的交代材料有些不是她的原话，而是家里人集体帮助的结果。当时大姐浦洁修特别厉害，女儿袁冬林也帮着翻箱倒柜找材料。浦熙修一度想要以死抗争，最后在女儿的监督下没有做成。她最终还是挺过来了，但是她和罗隆基却是彻底没有往来了。
浦熙修原本是个很开朗的人。被打成右派后，她思想苦闷，烟抽得越来越厉害。1959年，上面为一部分右派摘帽，其中就包括浦熙修，她被分配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文史资料选辑》。浦熙修自嘲地说：“新闻记者当不成了，只能当‘旧闻’记者。”
四、来自从前的良知
196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被要求日日讲，月月讲，年年讲。当时浦熙修请了一个地主出身的保姆，家里人都劝她赶紧辞退保姆。浦熙修说，她现在已经不是地主了，地没了，只能凭劳动吃饭，为什么不可以请她做保姆呢？后来迫于压力，浦熙修还是把保姆辞退了。那个时候所有的道德底线就是阶级立场，但浦熙修的脑袋里没有这根弦。袁冬林还记得，报上批判《早春二月》《北国江南》《舞台姐妹》等电影时，浦熙修多次对她说：我没有这个批判水平，自己身上就存在着这些被批判的人道主义思想。1950年代初接二连三的批判《武训传》《清宫秘史》，批胡适、俞平伯、梁思成，批丁玲、陈企霞，直到反胡风，袁冬林后来专门查阅了那段时期的《文汇报》，没有看见浦熙修署名的批判文章。
五、分梨
1957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被打倒，有段时间住在北京郊区的吴家花园。浦安修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党委副书记，不断有人给她做思想工作，要求她与彭德怀划清界限，解除婚姻关系。浦安修承受不住压力，写了离婚报告交给北京师范大学党委。
北师大党委将浦安修的离婚报告呈报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刘仁转呈给杨尚昆，杨尚昆拿此事请示邓小平。邓小平在离婚报告上批示：这是家务事，我们不管。
浦安修让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转达她的离婚要求。彭德怀坐在沙发上，久久没有作声。最后他站起来对侄女说：“梅魁，我的问题没有结束，她的压力太大了，离就离吧，这也是迫不得已，她只能走这条路。”
1962年10月下旬，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浦安修由彭梅魁陪同来到吴家花园。彭德怀也请来了他的患难知己杨献珍。
彭德怀挑选了一个大大的梨，把皮削得干干净净，切成均匀的两半，放在一个盘子里，顺手推到浦安修的跟前。中国人对夫妻分梨吃是忌讳的，因为梨与“离”谐音，分梨者，分离也。面对此情此景，浦安修泪如雨下。
彭德怀解释说：“我同意离婚，但不吃梨，因为我内心里是不愿意分手的。安修，你要是坚信我彭德怀是个无辜受害者，你就不要吃梨。如果你有丁点怀疑我是个反字号人物，就请痛痛快快地吃掉属于你的那半个梨，从此我们一刀两断。”
浦安修犹豫了一会儿，伸手拿起半块梨。在旁的杨献珍急了：“安修，不要吃梨！”浦安修看看杨献珍，又看看彭德怀，还是吃了下去。她哭着说：“你们的话在撕咬着我的心，我再也无法忍受这种场面了……”彭德怀抓起剩下的半个梨，使劲地丢在了地上。浦安修低下头，哽咽着说：“老彭，我对不起你，请你以后保重。”
浦安修是彭德怀最亲的人，她的绝情比庐山会议的打击还要来得沉重。
由于当时的特殊情况，浦安修与彭德怀并未通过法院正式解除夫妻关系，浦安修后来还是照样受到牵连。但无论如何，她在丈夫最困难的时候提出离婚，直到临终，也拒绝见彭德怀最后一面，在给彭德怀造成巨大伤害的同时，也给她自己造成了终身悔恨。
六、将军拒绝离婚
反右时，北京党校党建教研室副主任范承秀，不同意将自己教研室的几位年轻教师打成右派，结果惹祸上身，把自己变成了右派，下放北京南郊农场劳动改造。她是全军唯一被打成右派的将军妻子，丈夫谷景生是开国少将，时任国防部五院政委，与他搭档的院长是钱学森。上级找谷景生谈话，要他与范承秀离婚，谷景生不为所动，拒绝与妻子分手。不久，谷景生被调离国防部五院政委岗位，降职使用，改任总政治部群工部长。
这样的将军实属少见。谷景生与薄一波是儿女亲家，薄瓜瓜是他的外孙。
七、幸亏死的早
1930年代，张春桥还是一个中学生，因为爱好文学，就从山东跑到上海来闯荡。那时上海杂志公司的老板张静庐请施蛰存主持出版一套“中国国学珍本丛书”，于是登报招考一名助理编辑，试用期间月薪三十块钱。张春桥报名投考，被录取后老板让他校点小说《豆棚闲话》。张春桥标点了十几页，张静庐一看都是破句，发现他根本不懂古文。于是把张春桥叫来，对他说：“张先生，我们本想扩大营业，承蒙你看得起我们，来帮我们忙。可现在市面不景气，生意很萧条，所以我们只好请张先生另谋高就。以后等市面好了，再请张先生回来帮忙，实在对不起。张先生来了一个礼拜，我们按一个月的工资付给你三十元钱。现在市面不景气，外面的工作也不大好找，我们再付给张先生三十块，作为你找工作期间的开销。”
那时候上海的商人轻易不愿意得罪人，今天落魄的小青年，明天说不定就是一个大人物，所以张静庐才特别客气。
贾植芳听了这个故事后，不禁为张静庐捏了一把汗。张春桥文革中成了上海市第一把手，张静庐幸亏在解放初就死了，要不然文革中恐怕难逃一劫。
2024-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