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因在1959年中共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呈递“万言书”批评毛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弄得饿殍遍野，结果受到毛泽东的疯狂报复与打压，直到被迫害致死，因此彭便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是正直不阿，有话当面讲，不搞尔虞我诈的、毛式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而刘伯承由于中共在大陆篡夺国柄后，不几年便悄然隐退，因此多数人对此人也印象不深，甚至认为他与中共党内“你死我活”的内斗没沾多少边。然而随着许多被尘封的史料，逐渐解脱神秘的面纱，呈现在人们眼前时，我们看到了彭、刘二人另外不为大多数人知晓的一面。原来在“彭大将军”春风得意，叱咤风云之时，对与自己意见相左，或心存芥蒂者，也同样会按党的“传统方式”，以反对某某主义的冠冕堂皇之词，将对手批倒斗臭。而刘伯承也同样是位“得势不饶人”的先生。由是观之，这大概应是中共的优良传统吧！
现在我们不妨先来看看1958年在彭德怀任国防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时，对刘伯承所谓“教条主义军事理论”的批判，迫使刘最后辞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之职，并永远淡出了军界，使刘伯承成为了在中共夺得大陆政权后，高层军事领导人中，第一个在所谓意识形态斗争中，中箭落马而“出局”的人。而射出这一“箭”的人正是彭德怀“大将军”。
彭，刘二人都是中共所谓的军方元老，开国重臣。他们分别发动过平江叛乱和南昌暴动，而在1946----1949年的国共三年内战中，二人又分别执掌着一、二野战军的军权，为毛共效尽了犬马之劳，故打下江山后二人皆并列于所谓的“十大元帅”之中。然而二人却从来就有些“不是冤家不聚头”的味道。早在1933年中共的宁都会议上，对于是否应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一事，便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林彪，彭德怀，朱德极力主张毛应留在前方指挥军队，而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第三国际派”人物则力主将毛解职，在“三对三”的僵持中，刘伯承投下了支持国际派的一票，于是毛被解职。且刘伯承更得势不饶人，接着又发表所谓理论文章，大肆批判毛泽东、彭德怀在军事上只会游击战术，不能打正规战的“右倾”倾向[注1]。二人从此芥蒂更深，据说彭德怀见到该文后十分恼怒地说：“按他刘伯承的说法，我们这几亩田早卖光了”“其他人不行他就行”？[注2]
时序如飞，中国进入了对日八年抗战的年代。中共名义上接受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和蒋中正委员长的领导，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帽徽也改为青天白日，彭德怀担任了该军副总司令。刘伯承则是它属下的一二九师师长。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怀开展了对日的“百团大战”（这也是中共在八年抗战中，唯－的一场像个样子的对日作战），而在这一战役中，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便是一二九师。此时二人虽各怀鬼胎，但表面上还是能比较合作，未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但是到了1944年4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以后又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会上刘伯承作了《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现状》的报告。这个报告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的“所谓百团大战”。刘在报告中虽然肯定了“百团大战”的成绩，但又同时指出了一些缺点。特别认为过份强调正规军，犯了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彭德怀对这些话自然感到刺耳。但刘的报告却博得了毛泽东的赞赏。毛一开始就对发动“百团大战”不以为然，认为这不符合他一贯主张的“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在抗战中，隐蔽精干，尽量保存和发展八路军实力，以便留待日后来推翻中国合法政府的“原则”。于是毛在接踵而至的整风运动中，便把刘的那份报告交与大家讨论，实际上就是“挺刘压彭”，也使百团大战从此成了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彭对此当然极为不满。二人芥蒂更加深固。
上世纪1950年6月，韩战爆发。北韩金家王朝魔头金日成在苏俄头子斯大林的默许和教唆下，悍然发动了突然袭击式的侵韩战争。韩国措手不及领土几乎全部沦陷。此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正义力量，通过联合国授权组成联合国军出兵制止侵略，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金家王朝侵略军击溃、歼灭并赶到鸭绿江边。以后，中共毛泽东听命于斯大林而丧权辱国，被苏俄强行拖入了韩战的漩涡。在这场历时近三年的战争中，由苏俄幕后提供武器装备，由毛泽东、金日成公开结成的新法西斯“轴心”同盟，联合对抗以美国和民主自由世界为代表的联合国军。最终以北韩的年轻男人几乎伤亡殆尽和一百多万中国军人死伤的代价，使战争在三八线略为向此的附近终结。在这场战争中，中共自知理亏，师出无名，不敢以政府的名义向联合国军宣战。而伪装成所谓“中国人民志愿军”，其最高指挥官毛泽东先找林彪，林推病不去。毛泽东便指定由彭德怀任司令员。
1951年5月，彭德怀在韩战的战场上遭遇“滑铁卢”，不但惨败，而且败得十分“难看”！“志愿军”三兵团六十军180师，被联合国军分割包围，一败涂地，几乎被全部围歼，单是被俘虏的就达6千多人，差不多占韩战中中共军被联合国军俘虏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真是无巧不成书，该师恰好就来自刘伯承的二野战军。打了败仗恼羞成怒的彭德怀说话不仅失态、更变态，竟然把气撒在刘伯承头上。他在“志愿军”总部批评三兵团司令王近山时说：“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部队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也会打败仗？”[注3]这话不久就传进了刘伯承的耳中，刘便语带双关地对人说道：“彭总批评得对呀，部队不讲战术素养，瞎打蛮干，怎能不败？”意思不难理解：你彭德怀在朝鲜指挥，打了败仗，难道该我负责不成？这话是否又传回了彭的耳中，现在两人都去见阎王了已无从考。反正两人从此心结上的纠葛更加“剪不断，理还乱”了。
而刘伯承此时却正在国内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想打造出一所“东方的西点军校”或“东方的伏龙芝”式的军事学院。那就是中国大陆著名的南京军事学院。刘伯承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完成学业，是中共军方高级将领中，屈指可数的喝过苏联洋墨水的人。经过他几年的辛苦经营，1956年该院已具一定规模。已由最初的4个系发展到12个系。学员由750人增至3000多人，并受到毛的好评。
但就在这一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惊世骇俗，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批判斯大林的报告，把斯大林骇人听闻的独裁专制，迫害战友，滥杀无辜，血腥恐怖的大量罪恶，首次暴露于铁幕之外。其政治地震能量不亚于一枚原子弹的威力。特别受到巨大震动、感到兔死狐悲的当然就是毛译东。苏共二十大期间，中共代表团长朱德曾发电回北京征求中央意见是否该表态支持赫鲁晓夫，毛见电气急败坏地骂道：“这个朱德真是老胡涂了！”其恼怒由此可见一斑。接着人民日报在毛的授意和主持下，于4月发表编辑部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竟称斯大林“功大于过”，公开与赫氏唱起了对台戏。接着毛又发表了他的《论十大关系》，更进一步提出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向外国学习。6月中共中央更发文通知全党，强调要克服教条主义，特别是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
这一系列的大动作，对当时从韩战归来正春风得意，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来说，自然不难看透，毛正在摒弃50年代初“一边倒”向苏联，一切向苏联学习，一切唯苏联马首是瞻的作法。而刘伯承创建的南京军事学院，却是一个全盘抄袭苏联经验，全部照搬苏联的军事理论而创建起来的学府，不但有苏联的军事顾问，而且连课程设置与训练安排都照搬了苏联那一套。刘伯承本人也是师承苏联，科班出身而“海归”的军事理论家。因此彭德怀自然觉得批判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的时机已完全成熟。
于是彭德怀亲到中南海，征得毛的同意后，于1957年2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派出以陈赓、黄克诚为首，包括甘泗淇，陈士榘等三个上将在内的十二人工作组，对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调查组完成工作后，在给军委的报告中称：“他们在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太适应”。而在该报告的最后，更特别强调：“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不消多说，作为院长的刘伯承对此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于是彭德怀马上一锤定音：“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南京军事学院，司令部就在我们训练总监部”。当时担任训练总监部部长的是肖克。他对彭德怀的如此武断，感到无法接受。于是就写了一封信与彭交换意见。可他万万没想到，他的这封信，也像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抓住彭德怀的“万言书”作罪证一样，被彭德怀当成把柄，罪证抓住，称其为向国防部进攻，“挑刺挑到国防部”来了。真是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特别在一个没有民主，法治的国度里，谁的官大，谁便拥有“真理”！更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随时你都可能遭政治迫害，甚至杀身之祸！
在彭德怀的亲自指挥下，这场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便迅速升温，其残酷，丝毫不亚于其他的政治运动。肖克连续被批斗四个多月。有一天患病的肖克大口吐血，医生端了吐满血的痰盂给有关人员看，不但无人表同情，医生反被斥骂为“同情反党份子，立场不稳”。如果说这是一群泯灭了人性的冷血动物，可能不算过份。再看另一个例子，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中共所谓“红军时代”的干部蔡铁根大校，对于把五十年代军内制定的《共同条令》也作为教条主义来批判，持有不同看法。他说“这个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和毛主席批准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关押起来，后被逐出军队，发配边疆劳改。如此血雨腥风，如此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实在看不出彭大将军一手操作的反教条主义运动，与反右，文革有多大的区别！
自1957年8月后，刘伯承的身体便每下愈况，特别眼疾，几至失明，因此已在当年辞掉院长之职。但彭德怀并未因此而放过他。在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召开时，在外地治病的刘伯承，接到军委通知必须出席会议。根据毛的指示，会议采取大呜，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开展军队工作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说穿了，就是要批判刘伯承的军事教条主义。在此之前，有人告诉刘伯承，已有人在毛泽东面前说：“军队这样搞下去，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了。蒋介石可是靠黄埔起家哟！”刘伯承虽对此感到极大的冤屈愤怒，但他更深知毛的多疑，偏执和武断，不赶快认错脱身，不但自己后果不堪设想，还会株连一大批与自己多年共事的人。
1958年7月10日在怀仁堂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一千多人座无虚席。当年近古稀，疾病缠身已近失明的刘伯承，被人扶到讲台前被迫作违心的，沉痛的检讨时，每说到委曲伤心处，几乎哽咽不能成句。好在刘平日人缘尚好，而军内不少人也对彭徳怀此时的得势不饶人，飞扬跋扈，对一个并无明显过错的老人，如此痛下杀手，产生逆反情绪乃至兔死狐悲之感。故最后以一致鼓掌通过了刘的检讨，使刘总算侥幸涉险过关，得以全身而退。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被罢官退出军界，举家北上返京，南京军事学院的部属故旧均来码头送行，刘向大家一再挥手致意，给人们最终留下了一幅“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的悲怆图景……
可谁能料到也就是在这一年，彭德怀就在庐山会议上的所谓路线斗争中，中箭落马，最后万劫不复，死于非命。而毛泽东在彭德怀被打倒后，竟对人说：“反教条主义，为了顺你的意，我让他们一个提前休息，一个发了转业费，你彭德怀还不满意！”[注4]毛泽东的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不是民主政治之理，倒更象是江湖黒帮会之“理”。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中共这个特殊利益政治集团，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对外，它就是以苏俄为“核心”的共产国际势力的僱佣军和这个势力在中国扶持的代理人；对内它就是－个要对中国民众进行法西斯专制的暴政集团。这就是他们的“初心”，也是它的本质。所以其中你死我活、勾心斗角的“权斗”内斗，从来也没停止过。谁如果不想正视这－点，此人不是个糊涂虫，便是个别有用心的骗子。日前，我见一位在文革中红得发紫，能与江青常见面的人，在其长篇大论的文章中，不仅把毛泽东吹为“革命领袖”，更把蓝苹（上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滩上鬼混的江青）捧为“进步靑年”。其实当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是有妻（贺子珍）之夫，江青则几乎是个“人尽可夫”的滥性者。把这对乱交的男女捧为“革命领袖”与“进步青年”只能令人笑掉大牙！该文更对江青霸占别人的劳动成果而炮制出来用以“强奸”国人思想的“样板戏”进行肉麻地吹捧。当然，这样的东西若登在共党官媒上，大可不必在意。但如刊在以宏场民主普世价值为己任的自由媒体上，则只能令人无语。
故在此不惜笔墨重提彭、刘勾心斗角的往事。以此证明在这个法西斯专制集团里，根本就没有正直之人，正义之士，都是些蝇营狗苟之徒，勾心斗角投机取巧之辈。而且在这种没有民主，法治的独裁专制体制下的权斗中，也没有真正的赢家。最后的大结局也只能是“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只为他人作嫁衣裳”而已！
2019年8月1日完稿
注1：《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
注2：刘峰：《1958年军委反教条主义》见《炎黄春秋》2002年第7期
注3：江拥军《三十八军在朝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注4：权延赤《庐山会议新说》《大时代》杂志增刊大众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