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5月丁玲被捕后，她的左联党团书记一职便由周扬接任。
1936年11月，丁玲出狱后去了陕北，第二年8月，周扬也去了延安。
此后，延安的文艺界出现了两个山头，一个是周扬的鲁艺，一个是丁玲的文抗。
丁玲的山头，主张暴露黑暗。丁玲那时候在延安的文学地位和影响力，要超过周扬。她主编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已经成了新潮文艺探索的主要阵地。
1941年丁玲发表了《我们需要杂文》，批评有些人“陶醉于小的成功，讳疾忌医”，“只是懒惰和怯弱”，号召大家向鲁迅学习。王实味的系列杂文《野百合花》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并且由丁玲亲自过审，分两次发表在1942年3月的解放日报副刊上。
王实味与丁玲之前并无交往，只是到了延安后，他俩才有了或多或少的联系。丁玲是在地下党组织的秘密护送下到达延安的，作为著名作家及其特殊经历，她受到了超乎寻常的接待，毛泽东特地刮脸，亲自设宴欢迎来自上海的丁玲，并赋诗“临江仙”一首赞美她，丁玲顿时成为延安名人。王实味一路艰辛，跋山涉水，随同当时大批的知识分子，怀抱救国理想来到延安，因其翻译才华受到张闻天赏识，这才得以重用，被安排翻译马列原著，侧身于高级知识分子行列。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生活进行了讽刺和指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共鸣，中央研究院的温济泽在研究院进行过调查，有95%的人表示赞同。
在同一期的解放日报，丁玲也发表了自己的一篇杂文《三八节有感》，为延安的女性发出不平之声。
两人的杂文指向明确，相互呼应，批评了当时延安存在的不合理现象，带有强烈针砭时弊的意味。这种批评很快引来了延安各界的反弹，一时间纷纷驳斥。
大领导听到汇报后，表态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这让丁玲完全没有料到。在众人的批评声浪中，深陷漩涡的她为了摆脱困境，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她一边反复自我检讨，一边反戈一击，将矛头指向王实味，狠批王实味“为人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是善于纵横捭阖用阴谋诡计破坏革命的流氓”。
在4月3日开展的整风学习运动中，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作了检讨表示承担责任。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的大会上，先作自我批评，并把部分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
丁玲的反戈一击换来了上层的区别对待，领导批示说“王实味是托派，丁玲是同志”，丁玲因此躲过一劫。然而，自从经过这番批判之后，丁玲在延安文艺界的风头，就彻底被周扬领导的鲁艺派盖过去了。
有人发现，丁玲从此像变了个人，她彻底抛弃了原来的文风，向官方话语投降。她后来提到这一转变时说：“回溯过去的所有的烦闷，所有的努力，所有的顾忌和过错，就像唐三藏站在到达天界的河边看自己的躯壳顺水流去的感觉，一种翻然而悟，憬然而惭的感觉。”简直就如同脱胎换骨了。
就在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的同时，他还完成了另一篇杂文《政治家，艺术家》，发表在萧军等编辑的“文抗”所属期刊《谷雨》的第一卷第4期上。
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王实味成了众矢之的。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丁玲不惜落井下石，对原先的同道者王实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在6月11日中央研究院召开的“党的民主与纪律”的座谈会上，丁玲第一个发言，毫不留情地指出：王实味的思想问题，从这个座谈会的结果来看，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立场或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不但“要打击他，而且要打落水狗”，并检讨了自己发表王实味作品的错误。
15日至18日，丁玲与周扬、塞克一起作为主席团成员，主持了文抗作家俱乐部召开的座谈会，继续批判王实味的错误，并通过《关于托派王实味事件的决议》，开除了王实味文抗会员的会籍。
丁玲以一种近乎出卖的方式，将王实味推向深渊。王实味从此万劫不复，而丁玲却全身而退，继续主持文艺方面的工作。1952年，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使她赢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在巨大荣誉的光环下，她出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文协常务副主席、党组书记，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享受行政7级、副部级干部待遇，这在知名作家中无人可以望其项背。
1951年，文艺界开始整顿三风。解放后第一个遭到批判的作家萧也牧，就是在丁玲的笔下被批倒的。
萧也牧写了一篇《我们夫妇之间》的作品，发表在1949年秋天。小说从一些平凡琐事入手，用幽默风趣的笔调描写了干部进城后，知识分子丈夫和工农妻子之间的矛盾。
当时的文艺方针，是清除文艺作品中“非无产阶级”的部分。《我们夫妇之间》因为不符合这一要求而被列入落后典型。冯雪峰认为《我们夫妇之间》中的平凡琐事和幽默风趣，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小市民的低级趣味”，指责作者“玩弄人民”，是一条“癞皮狗”。
萧也牧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受到如此严厉的批判，他在惊慌失措中写信向丁玲求救，希望丁玲能出面主持公道。
哪知此时的丁玲早已彻底换脑，从意识形态到创作实践，都是“讲话”的延安版本。两个月后，丁玲发表了《作为一种倾向来看——给萧也牧同志的一封信》。文中认为萧也牧的小说的确存在“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不好的趣味”，希望作者认清自己的问题，“老老实实地站在党的立场，站在人民的立场，思索你创作上的缺点”。并警告说如不改正，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很快就会知道来批判你的”。
鉴于丁玲在文艺界的领导身份，她的批评等同于给萧也牧定性，导致萧也牧在57年被划为右派。
这段时期的丁玲，无疑是踌躇满志居高临下的。1955年好友胡风受到批判，丁玲和其他文艺界人士一样，按照组织上的要求，撰文批判胡风，表明立场，坚决与胡风划清界限。几个月后，肃反运动开始，丁玲以为与过去一样，矛头总是对着别人。
这一年7月初，中国作协党组已经做好了批判丁玲的准备，只有丁玲被蒙在鼓里。到了7月下旬，在“肃反小组”上报的材料里，已经给丁玲扣上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作风极为严重的帽子。七月底，根据中宣部的指示，中国作协停止肃反运动，从8月3日起连续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即便如此风雨满楼，此时的丁玲仍然一无所知，还心情舒畅地前往参加会议。
从表面看，这次会议的目标是追查胡风分子，所追查的对象和丁玲毫无关系。前几天的会议，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在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中，分发了一封检举丁玲负责的《文艺报》内部情况的匿名信。与会人员一致认为，这封信是丁玲过去的副手陈企霞写的。为了查清陈企霞和这封匿名信的关系，丁玲跟周扬、刘白羽一起找陈企霞谈话，仿佛丁玲还是会议的组织者。
8月6日，在批判完陈企霞后，周扬发言说，“作家协会有一股反动的暗流”，“是反党的，无原则结合起来的小集团”。紧接着刘白羽也说反党暗流和小集团在文艺界是存在的，鼓励大家“应该积极参加斗争，这是对每个人的考验”。
从这时起，会风突然一变，与会者纷纷转而揭发丁玲，揭发的内容越来越多，火力越来越猛，越来越让丁玲招架不住，最后居然形成了一个结论，有一个“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丁玲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早在开会之前，很多人就已经被谈过话，要求他们在会上揭发丁玲。甚至有一位丁玲的老朋友被要求“放下包袱、准备战斗”后不知所措，跳后海自杀未遂，直接住进了医院。
会议结束后的报告重提延安时期丁玲撰写的《三八节有感》，认为丁玲的“反党是一贯的”。
如果丁玲不健忘的话，她应该还记得，1942年批判王实味时，也是先找人谈话，要求大家揭发，然后召开大会批判声讨，扣上各种帽子，最后定性为反党集团。王实味当年是“五人反党集团”，丁玲如今是“丁陈反党集团”。整个打击的路径惊人相似，如出一辙。舞台未变，只是换了角色而已。曾经的打击者，绕场一周后变成了被打击者。
相比王实味，丁玲还算幸运的。她虽然后来历经种种磨难，被划为右派，流放北大荒，文革期间住过秦城监狱，1975年被遣送山西务农，直到1979年才平反摘帽。但她毕竟还活着，后来还光亮了几年，创办了大型杂志《中国》。唯独遗憾的，是再也写不出令人称道的作品。
2024-0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