卅五年前，多达一百万人走上北京街头抗议，要求政治改革；卅五年前，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民主女神雕像；卅五年前，坦克开进北京市中心，以极端手段粉碎了这场运动。不只在北京，还有全中国各地的城市，成百上千的示威者在血腥镇压中丧生。后来，还有数千人被监禁、刑求或处决。许多人逃离中国，落脚在香港、欧洲、美国，或台湾。
天安门事件预示未来的先兆
回顾这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我们很轻易地会以为，那段黑暗的过往已经距离我们很遥远。毕竟，自从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向手无寸铁的同胞开火以来，卅多年来抗议活动并未在中国消失，但坦克再也没有从掩体里奉命出动。
然而，虽然人们可能乐见自一九八九年以来，中国共产党没有再以它的战争机器对付它声称代表的人民，但我们也应该体认到，天安门事件并不是一个异常现象，而是预示未来的先兆。诚然，中国在过去的卅五年里变得繁荣昌盛，许多中国人享受到在一九八〇年代可能难以想象的生活品质，同时也经历了一些相对开放的时期。但是，六月三日至四日晚间笼罩在中国上空的阴霾，从未真正消散。
一九九九年，当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猝然聚集在中南海周边时，中共的反应比一九八九年平静，但并未手软。它彻底粉碎了中国的宗教运动，将残余的宗教运动人士驱赶到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那些没有逃离中国的人，面临羁押和酷刑。最终，中共为他们找到新的用途—或者更精确地说，为党的医生从他们支离破碎的躯体上强行摘取的器官，找到了新的用途。
箝制公民社会 中共手段严厉残酷
二〇〇八年三月，就在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前几个月，西藏高原爆发主要是非暴力性的抗争行动。在那里，悲剧再次重演：党的安全机器诉诸谋杀、失踪和酷刑。之后，中国大幅增强对西藏文化、藏传佛教和藏语的打压力道。这种文化灭绝的恶行，迄今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超过三〇〇名中国著名的知识份子、专家学者、活动人士和文化名人发表《零八宪章》。这份文件宣告，“帝国皇权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并呼吁“实践自由，躬行民主，尊奉法治”。不久，该宪章大无畏的发起人之一刘晓波遭到拘捕。他此前曾因天安门事件被软禁，并在一九九〇年代后期再次入狱。二〇一〇年，刘晓波成为极少数获颁诺贝尔和平奖的囚徒之一；七年后，他成为首位在狱中去世的诺贝尔奖得主。
中共对《零八宪章》的回应，凸显中国政府开始更严厉地箝制公民社会。自此之后，各种类型的活动人士都发现自己遭到监控、受到威胁。外国非政府组织（NGO）的运作，如今面临严格限制。二〇一五年，数百名人权律师和相关活动人士遭到逮捕，被迫噤声。习近平已经对宗教活动全面开战。
打压藏人、维族、香港 毫不手软
习近平的人权纪录令人发指。中国在新疆实施种族灭绝的指证历历，信而有征。强制拘留、身心折磨、性暴力和医学实验的披露令人震惊，但并不令人意外。维吾尔族儿童被迫与家人分离，被安置在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不能说自己的母语，也不能从事宗教活动。强迫劳动更是无所不在。
在香港，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消灭了这座城市的公民权利—但在此之前，数百万港人连续好几个月站出来，捍卫他们所珍视的自由。二〇二一年，支持公民抗争的媒体大亨黎智英由于“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被判处十三个月监禁。（他现在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和煽动罪名再次受审。）
天安门熊熊怒火 中共并未扑灭
黎智英被逮捕和定罪带有悲剧性的诗意：所谓的非法集会，是为天安门事件的死难者守夜。“如果纪念那些因不公不义而死的人是一种犯罪”，黎智英在法庭上的一份声明中写道，“那就把这种罪行加在我身上，让我承受这种罪行的惩罚，这样我就可以分摊那些在六月四日为了宣扬真理、正义和善良而流血的青年男女的重担，也分享他们的荣耀”。
这或许就是天安门事件的遗产。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那个晚上，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宣战。中共以无情的效率和残忍的暴行，发动这场迄今仍未平息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内容是凌虐、失踪、消音、压制和恐吓。可是，中共并没有扑灭卅五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点燃的熊熊怒火。数十年来，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满怀希望的人们持续呵护着火苗，等待着余烬燎原的那一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