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香港，六四事件的公开悼念活动一概禁绝。据特区政府高层人士解释，当局需要防范有人骑劫“六四”的议题，避免借题发挥，破坏香港的稳定和国家安全。
换言之，政府认同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的看法，先强调市民到维园悼念无问题，然后表明当局的担忧，是怕给“坏分子”骑劫“搞事”，所以才会不惜一切手段，严禁悼念活动，才能令违法事件消失于萌芽阶段。
这种“骑劫六四两段论”，是退一步、进两步的典范之作。第一段首先退让原则，不去硬碰香港人悼念六四的心念和传统，因为35年前北京以武力镇压民主运动，涂炭生灵，行凶者无理可辩，怎样说也无法洗脱罪责。因此香港市民每年悼念，既出于良知，站在受害者一边见证历史，也出于善意，期盼北京在世人目光的督促下，改辕换辙，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可见，支联会的纲领如“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不外要求北京主动改革，让中国走上政治清明之路，而不是什么颠覆、动乱。
禁“合法活动”以防“非法活动”
政府肯定悼念本身合法，不失为明智之举。不过接着下来的骑劫论第二段，当局以小心被骑劫为由，禁制合法活动以防范非法活动，就未免匪夷所思了。首先是逻辑不通，犯法就是犯法，不能姑息，合法就是合法，不能禁止，但何以有人六四晚上在维园高举手机，显示入面的白蜡烛图像，或者开着手机电筒静坐，也遭到警方制止？
其次，此例一开，当局大可照板煮碗，以严防引发非法活动为由，禁止或限制某些本身属于合法的活动，例如电影放映、筹款晚会等等。过去几天，六四临近，警方行动更惹人注目。车牌“US8964”的保时捷跑车，驶至东区走廊时被截查再拖走，又如猎人书店在窗橱贴上“35/5”字样，警方便派员到门口监视，并截查每位出入书店者。他们的行为抵触什么法规，而受到如此对待？当合法行为也被当作或怀疑是非法，法律是否只有执法者才明白？果如是，香港的法治又是什么？
其三，当局禁止合法活动以防止非法行为，随时抵触人权保障。《基本法》及两条《国安法》都清楚写明，香港依两条国际人权公约享有人权保障。过去法庭判例清楚指出，政府负有正面的责任，尽力确保市民享有自由的权利。例如警方有责任安排公众游行及集会活动有秩序进行，因此会严密部署，依法对付趁机捣乱份子，避免不同政见团体爆发冲突，以确保公共安全，而不是知难而退，为免犯法活动或混乱出现，便拒绝安排合法的表达意见行动。
最后，取缔合法活动以防止犯法，即使有道理，也限于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不错，香港有《紧急情况规例条例》，在危急关头授权特区当局特别权力解决治安问题，恢复社会秩序。特区当局若依法治港，请先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或者戒严，再运用该条例赋予之特殊权力，才让警权盖过人权，否则警权高涨的法律基础不知何在？
对香港行使“全面管治权”
过去数年，在北京努力下，从人大颁布《港区国安法》开始，委任国安法官，再到“完善”每项选举制度，规定特首、立法会以至区议会议员，都必须由官方审定的“爱国人士”参选，中央稳握香港大权，行使全面管治权畅通无阻。反观民主派，参选途径被堵塞，加上大部分政治领袖因立法会初选案而入狱，反对力量已失去组织及制度基础，香港亦进入中央领导特区、行政权力集中的新常态。
用官方的说法，香港正“由治及兴”，远非处于紧急状态，加上2020年中《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国安部门不仅手握大权而且财力雄厚，至今获拨款130亿元，约等于廉政公署十年经费，对付反对力量绰绰有余，又何须为免六四集会遭人骑劫，不但坚壁清野，禁止六四集会，甚至连个别人士零散各处的和平悼念或抗议活动也赶尽杀绝？
如此不寻常的做法，是否真的用来对付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不法行动，根本无从证实，但若说是借此为名，首先取缔了文明又和平的悼念活动，逐步淡化香港人对六四的历史记忆，却是客观的事实。至于骑劫六四集会，再另有所为的，究竟是永远也找不到的“搞事者”，还是特区当局，相信大家心中有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