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中国发生五四运动，身在日本的郭沫若和几位朋友，组织了一个社团。为及时了解社会动态，几个人合伙订了一份国内报纸《时事新报》。这天，邮差刚送来报纸，郭沫若就拿到手里，迫不及待打开来看。在它的副刊版《学灯》上，郭沫若看到了康白情等人的新诗，受到触动，就把自己的诗作也投寄给上海的《时事新报》，但稿子却被主编郭虞裳压了下来。幸好压的时间不久，主编就换成了宗白华。宗白华从积压的来稿中，发现了郭的诗歌《抱和儿浴博多湾中》：
儿呀！你快看那一海的银波。夕阳光里的大海都被新磨。儿呀！你看那西方的山影罩着纱罗。儿呀！我愿你的身心像海一样的光洁。山一样的清疏！
宗白华觉得相当不错，很快将它发表出来。在日本的郭沫若看见自己的诗歌变成了铅字，非常激动，创作的闸门顿时敞开，飞流直下，一发而不可收拾，《女神》由此诞生，终至扬名天下。
1921年，郭沫若与郁达夫、成仿吾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这一年，郭沫若的诗集《女神》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五四”时期的中国诗坛，郭沫若并非最早的新诗领跑者，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发表的白话诗都早于郭沫若；《女神》也不是最早的新诗集，在它之前，就出版了胡适的《尝试集》、新诗社编的《新诗集》、许德邻编的《分类白话诗选》等作品。但郭沫若《女神》的问世，却犹如异军突起，令当时几乎所有的新诗，都黯然失色。
同样是在这一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所长高梦旦，专程前往北京，主动让贤，恳请北大教授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职务。最终说动胡适，答应可以考虑。是年7月，胡适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菊生及高梦旦亲自到车站迎接。接下来是一系列宴请、访谈、视察。鉴于种种原因，胡适没有接受编译所所长的职务，而是推荐了王云五。
胡适在上海期间，与当时也在上海的郭沫若有过第一次见面。郭沫若在十年后写成的《创造十年》中回忆道：
“……大约是带着为我饯行的意思罢，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冈的前几天，梦旦先生下了一通请帖来，在四马路上的一家番菜馆里请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适博士，第二名便是区区，还有几位不认识的人。”
同样的场景，在胡适的日记中却是这样记载的：“周颂九、郑心南约在‘一枝香’吃饭，会见郭沫若君。”日记的日期是8月9日，而非9月初。日记中也没有提到高梦旦，更不是为郭沫若饯行。郭沫若的回忆显然有误。
至于见面后彼此的印象，胡适在日记中是这样说的：“沫若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至于郭沫若，是在十年后，才谈到第一次见面的印象：“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那Love Lane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用这样嘲讽的文字叙述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很不严肃也不客观的。但从中却可以看出，当时两人的身份、地位、名气、待遇，是相差很大的，这也难免造成了郭沫若心中的不平和不满。
两人后来打起了一场笔墨官司，应该是事出有因的。
事情的缘起是1922年8月，郁达夫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威铿所著《人生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然而不巧的是，郁达夫在纠正的同时，不但使用了骂人的词句，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对此，胡适在九月十七日的《努力周报》20期发表《骂人》的短文，指出余家菊的译文固然有错，但郁达夫的改译也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胡适还批评郁达夫“骂人”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并以诚恳的口吻说：“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有限”，还是努力提高的好。
原本正常的交换意见，却引起了郭沫若的反感，郭沫若在十一月《创造》季刊一卷三期上发表了《反响之反响》一文，进行强烈的反击。此后，张东荪、吴稚晖、陈西滢、徐志摩以及成仿吾等，都加入了论战。
站在后人的立场，今天回头一看，会发现明明白白的一件事，有什么好争论的？有错就改，各自提高就完了，犯得着这么无聊透顶地扯来扯去吗？但转念一想，像当下的俄乌战争、哈以冲突，不也是清清楚楚的是非善恶，结果也是两派尖锐对立，吵成了一锅粥吗？
看来人上一百，五颜六色，总有吃饱了撑的。
事情到了1923年5月15日，胡适看不下去了，主动给郭沫若和郁达夫写了一封长信，表示了和解的姿态。胡适解释说：
“我的《骂人》一条短评，如果读者平心读之，应该可以看出我在那里只有诤言，而无恶意。我的意思只是要说译书有错算不得大罪，而达夫骂人为粪蛆，则未免罚浮于罪。……至于末段所谓‘我们初出学堂门的人’，稍平心的读者应明白‘我们’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并不单指‘你们’，尤其不是摆什么架子。……我很诚恳地希望你们宽恕我那句‘不通英文’的话，只当是一个好意的诤友，无意中说的太过火了。如果你们不爱听这种笨拙的话，我很愿意借这封信向你们道歉。——但我终希望你们万一能因这两句无礼的话的刺激，而多念一点英文；我尤其希望你们要明白我当初批评达夫的话里，丝毫没有忌刻或仇视的恶意。……最后，我盼望那一点小小的笔墨官司，不至于完全损害我们旧有的或新得的友谊。”
郭沫若收到信后马上回复胡适说：“先生如能感人以德，或则服人以理，我辈尚非豚鱼，断不致因小小笔墨官司便致损及我们的新旧友谊。”
历时十个月的争论终于划上句点。胡适以其民国君子的风度，主动化解了这场越来越陷入意气之争的辩论。以胡适的包容，事情过了，也就放下了，但郭沫若却不免是心存芥蒂的。
五个月后的1923年10月，据《志摩日记》记载，双方在上海有过互访和宴请。先是10月11日，徐志摩与胡适等人，步行去民厚里121号拜访郭沫若，“久觅始得其居。沫若自应门，手抱襁褓儿，跣足，敞服（旧学生服），状殊憔悴，然广额宽颐，怡和可识。入门时有客在，中有田汉，亦抱小儿，转顾间已出门引去，仅记其面狭长。沫若居至隘，陈设亦杂，小孩掺杂其间，倾跌须父抚慰，涕泗亦须父揩拭，皆不能说华语；厨下木屐声卓卓可闻，大约即其日妇。坐定寒暄已，仿吾亦下楼，殊不话谈，适之虽勉寻话端以济枯窘，而主客间似有冰结，移时不涣。沫若时含笑睇视，不识何意。经农竟噤不吐一字，实亦无从端启。五时半辞出，适之亦甚讶此会之窘，云上次有达夫时，其居亦稍整洁，谈话亦较融洽。然以四手而维持一日刊、一月刊、一季刊，其情况必不甚愉适，且其生计亦不裕，或竟窘，无怪其以狂叛自居。”
从记录看，郭沫若居住的环境非常窄小，屋中陈设杂乱，生活并不宽裕，或者可以说是窘迫，而工作又很忙碌。所以徐志摩揣摩，这也是郭沫若“狂叛”的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会面，主客双方都难免尴尬，不知该如何说话，只好告辞而出。
两天后的10月13日，郭沫若请客，邀大家在餐馆吃饭。1923年10月13日的胡适日记，是这样记录的：
“沫若邀吃晚饭，有田汉、成仿吾、何公敢、志摩、楼（石庵），共七人。沫若劝酒甚殷勤，我因为他们和我和解之后，是第一次杯酒相见，故勉强破戒，喝酒不少，几乎醉了。是夜，沫若、志摩、田汉都醉了。我说起我从前要评《女神》，曾取《女神》读了五日，沫若大喜，竟抱住我和我接吻。”
这后来成为一段文坛掌故。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郭沫若对于胡适看重他的《女神》，非常感激，竟然当着众人面，禁不住情绪化地抱住胡适吻了起来。
此后，两人之间还有过短暂互访，但很快便因理念不同，郭沫若便率先对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展开了攻击。郭沫若认为，整理国故“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新，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对此不屑一顾。但事实上，国故运动是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抗拒的新趋向。这一点郭沫若也意识到了，所以，他一方面批判国故运动，另一方面自己也写起了国学论文，如《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儒教精神之复活者王阳明》与《惠施的性格和思想》等等。
尤其在他1928年2月亡命日本不久，更是展开了对中国古史的研究，在甲骨文和上古史领域，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后来，两人在治国理念上，产生了很大分歧。胡适在1930年4月的《新月》第二卷第十号刊出《我们走哪条路》一文，为中国的病根问题开出医治的药方。胡适认为：“我们的真正敌人是贫穷、是疾病、是愚眛、是贪污、是扰乱。这五大恶魔是我们革命的真正对象，而他们都不是用暴力的革命所能打倒的。”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而达到成功。
对此，郭沫若提出了十分尖锐和激烈的批判。他认为胡适提出的五大恶魔，其实通是些病的症候，并不是病的根源。他以挖苦的口气讽刺说：“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的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
话说到如此刻薄的地步，使得这两个曾经还算是“旧友”的新文学健将，至此因政治道路的不同选择而分道扬镳，且愈行愈远，终成水火不容的论敌了。
发展到后来，郭沫若对胡适的批评，已从原本的论争转变为无端的批判，甚至变成攻击了。
1947年1月30日，《文汇报》重新发表了胡适在1938年10月写给好友陈光甫的一首诗：“偶有几茎白发，心情微近中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这原本只是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心情写照，郭沫若从《文汇报》上看到这首诗后，在2月5日挥笔写下了《替胡适改诗》一文，文中讽刺说，胡适“这样简单的二十四个字，所表现的‘心情’却颇悲壮”。
“他干脆承认做了黑棋一边的‘卒子’”，“我想倒不如把‘拚’字率性改成‘奉’字。”
郭沫若将胡适的诗改成“做了过河卒子，只能奉命向前”。虽只一字之差，却把胡适形容成甘心为国民党政府卖命效劳的“卒子”，完全不顾原诗的本意，诬陷性地进行曲解。
即便如此，在1948年的院士选举中，胡适作为人文组的召集人、拥有相当大的学术权力。如果他心胸狭窄，附和评委会主席朱家骅、总干事萨本栋等人反对郭沫若当选院士的意见，郭沫若是绝无可能成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的。
但胡适不计前嫌，出以公心，充分肯定郭沫若在甲骨文和上古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毫不动摇地提名并确保他成功当选了院士。但是到了1952年，曾经当着徐志摩等友人面，热烈亲吻胡适的郭沫若，却是批判胡适时，第一个向胡适扎刀子的。
2023-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