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清朝的一个知县，年薪多少吗？
光绪年间编纂《毕节县志》，里面专门记载了乾隆年间毕节知县董朱英的一些事迹，包括其收入。让人十分感慨。
董朱英是直隶顺天人（就是今天的北京），他是乾隆年间进士，七品官员，县志里面明确记载他的年俸是白银45两。这个法定的年薪全国都一样，满清官员不管你在哪里任职，同级别的年俸都是一样的。
45两多不多呢？按照《清会典》的记载，一两银子在乾隆年间可以买大米150斤。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大概要价在100两左右。所以45两确实不算多。
但是担任地方实职的满清官员，收入里还有一项“养廉银”，这是满清的首创，从雍正开始实行。一般养廉银是工资的10到100倍，具体看各地的财政状况。这才是满清官员的主要收入。比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仅为155两，但是养廉银高达一万两！
董朱英虽然只是个七品县令，而且还是在贵州这种穷地方，但是养廉银也是十倍起跳的，每年都有500两。这就非常可观了。一年工资就可以在北京买五套房子。
清朝贵州是化外之地，普遍很穷，毕节县作为穷乡僻壤，每年上缴朝廷的税银不超过50两！也就是说整个毕节县上缴朝廷的税赋，还不够给县令一个人发工资。
一个边陲知县每年545两的合法收入，封疆大吏动辄上万两，满清财政窘迫，但养官还真是下血本。县官干三年几乎一辈子财务自由。
光绪版的毕节县志里面之所以详细记载董朱英的收入，并不是为了官员炫富，而是为了铺垫其造福一方的慷慨仁心。
董朱英在任不到4年，把自己的收入二千多两银子几乎全部捐出，建了孤儿院、佛寺、学校、城隍庙、关帝庙等，毕节这个穷县城历史上名胜古迹几乎都跟他有关，可以说自他之后，毕节才算一个有了文化标志和内容的县城。
董朱英一言不合就自掏腰包，大搞基础建设却从来没有花民脂民膏，非常难能可贵。而且他还担心自己走后没有财源继续支撑学校之类的事业，特别募捐了一笔基金，找专人负责放贷生利，所得全部用于维持公益运作。
毕节的第一部成体例的县志，乾隆版县志，也是他主持编纂的，为这个边陲小城记录了很多难能可贵的不同于中原的风土人情。有人想在县志里夸他的善举，他也删掉不提，真有一个读书人的理想和节操。所以他离任的时候，毕节人为其上万民伞并立生祠。这是毕节历史上独一个。
其实我相信，比董朱英有钱的官员多的是，尤其是现代中共的官员。但是没有一个能赶得上三百多年前一个七品小官的情怀和节操。在一个我们形容为腐朽没落的王朝里，还有这样的闪光士人；在一个一直伟光正的时代，别说贵州，你放眼全中国，也找不出一个这样的县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