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们来访问我太好了，请代我向你们领导致谢。你们的来访，增强了我的信心。你们与我在过去十年中所接触的干部，的确完全不一样。”
“我当然与他们不一样，我自己也是最近才得以平反的。”说着他的嘴巴牵动了一下，这许是一抹苦笑吧。
“假如你自己也受过迫害，那你应该体会得到我的感受。”
“我当然了解。但当你想到你自己的损失和苦难时，也要替其他那些受过磨难和损失的人想想。那些一生为革命赴汤滔火，出生入死的党的老干部，如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以及这场浩劫中的牺牲者。再想想像我这种干部，在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了，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只因为没有按照‘四人帮’的指示办事，就被揭发批斗为反对共产党，将我投进监狱。你可知道，刘少奇的夫人，也是新近才给释放出来。你必须撇开你自己个人的恩怨来看整个形势，正确对待你自己的问题。”他跟我说。
我打量着这位坐在我跟前的干部，忖度着目前他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究竟又如何呢？他那褪色的解放装棉袄的袖口都已磨破了，黑布鞋也穿得十分陈旧了。他的面色苍白消瘦，他的生活，肯定过得很是艰苦。这从他外形就可估摸到了。像他这种毕生为革命勤奋工作的中下级干都，是共产党的基层力量。假如他们都对共产党的信心发生动摇了，那么无产阶级的政权便无法巩固了。不论北京当局制定的政策如何及时正确，但它的成败，则完全要靠这些干部来贯彻执行的。
“谢谢你们的来访，我不再投寄申诉信了。我耐心等着你们来与我联系。”我对他说。
那位干部显得很有点得意，因为他已完成任务了。他俩告辞了，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目送着那个公安局干部踩着一辆锈迹斑斑的破自行车离去。
自从那两位干部来访后，我内心感觉很放心。这说明他们已收到了我的申诉信，不久会给我平反的。同时我心里也明白，他们之所以肯为我平反，只是因为党的政策有所改变而已。事实上从报刊中发布的有关全面复查文革案件的种种报道中，从未出现过“公正”这个字眼。即若揭发“四人帮”种种罪行，也并不提及他们是犯法，仅指责他们滥用党的政策来满足他们个人野心而已。
一九七八年夏天，我女儿被害已十一年了，上影厂的三位代表来造访我。
“我们受新成立的厂党委委托，前来为你女儿，我们的同事郑曼萍的亡故，表示深切哀悼。”其中一中年男子自我介绍，他是人事科的负责人。
我女儿在电影厂的一位教师，一个退休了的女演员，噙着两眶热泪，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很难过，对你深表同情。”这位一度名扬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毕业生，一对眼睛就像摄影师的镜头似的直盯着我。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我知道她是上影厂副厂长夫人。
第三位是个青年，他自我介绍道：“我是在电影学校里与曼萍同班同学。我代表她过去的同学向你表示慰问。”
我招呼他们坐下，阿姨送上清茶。那位人事科长对我说：“这位黄坤（译音）同志现在负责复查工作。我们制片厂，在文革中共有二十九个人死亡，其他还有许多人，包括第一流的演员被打成反革命而入狱。我们尚需做大量工作来处理这些案子。”
“我女儿是怎么死的？你们知道谁该对她的死负直接责任？”我问他们。
那位黄坤说，“我们希望与公安局合作，共同来办理这些冤案。因为这里还涉及到一些制片厂以外的人。”
“调查这个案子，大约需要多少时间？”我问她。
“我们正在抓紧办理。党的政策很清楚，我们必须认真清查每件案子，哪里有错误，哪里就必须纠正。”黄坤说。
“今天我们是代表制片厂向你表示哀悼和慰问，”那位副厂长夫人对我说：“假如你经济上有什么困难，可以向制片厂申请补助。”
他们在我出狱这么多年以后才想到给我补助，真是太迟了。但我知道，她也是受命于上级的。我只是礼貌地回答：“非常谢谢，我没有任何困难。”随后我旁敲侧击地提醒他们：“我想不久，你们会找到谋杀我女儿的凶手，绳之以法的。”
“主要的罪犯就是‘四人帮’，我们必须把矛头指向他们。”那人事科长打着官腔说。有的官员每每感觉羞愧时，就会用这样的口气讲话。
“那是当然的。不过，那个直接动手杀害人的凶手，是必须法办的。”我说。
“根据我们的记录，你女儿是自杀的。除非另外有记录，否则，我们是不能作出她的死亡还有其他原因的假定。”显然，那人事科长不愿听我说我女儿是被谋杀的。
可能黄坤发觉我有点恼怒了，因此她接着说：“我不久会再来与你联系的，你看什么时间比较方便？”
“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我说。
他们起身告辞了。那位副厂长夫人，再次向我表达她对我女儿的死亡感到十分难过。也弄不清这是她的真情实感，还是她本身就是个出色的演员，她竟然让我与她一起哭了起来。
这以后黄坤来造访过我多次，慢慢地我悟过来了，她是在促使我接受制片厂原有的结论。我对这个结论十分不满意，因为它没有阐明我女儿之死的真相。虽然他们已不再坚持“自杀”之说，但只是说成“迫害致死”。我可以肯定，某些部门某些人，还在包庇谋害曼萍的凶手。我曾通过黄坤为澄清这一疑点而向厂方办过交涉，但没有效果。他们只是说，政治是个很复杂的问题，现在尚未到可以把每个问题都彻底弄清的成熟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