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这种事情真可耻。”我说。
“不要当清教徒！只要金钱可以购买人们需要的东西，他们永远会要钱。当然高级领导不会得到惩罚，‘刑不上大夫’，就是对大官不加刑罚。这是中国历代的传统，你是知道的！”
“能改变它吗？”
“谁来改变？这些高级干部会改吗？这是妄想！”
静悄悄地，大德喝完了第二瓶啤酒。他站起来向我说了晚安，就笨拙地向门口走去。
忽而他又突然停止，偶然地随便对我说：“你是否知道周总理患癌症已在北京医院逝世了？”
“这是真的吗？”
“是啊，是真的。他死了就要退出斗争。许多案子……例如那个有关上海的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勾结阴谋叛变，你明自我是什么意思？是否已有人告诉你了？还有其他，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案子……不管怎样，”他挥了挥手，“都会搁起来！”
“为什么搁起来而不澄清？”我迫切地问他。
大德看样子酒已醒了。他振作起来，坦率地说：“一旦上级提出了控诉，永远也得不到澄清，只有搁置起来。你休想要求上级承认控诉错了，或者犯了错误，是吗？”他没有等我回答就从门里逍遥地出去，下楼了。
我站在那里盯着他逐渐消失的背影发楞。可能我应该感到安心，因为我所卷入的所谓上海政府机关和外资公司勾结阴谋叛乱的案子将要搁置起来。这意味着对我的陷害将结束，我可以开始我的正常生活。但我内心上所感受到的却仅是一片空虚。我所想的是几年来白白浪费的光阴和女儿不明不白地被谋害。同时听了大德的一席话，也加强了我离开中国的决心。我知道要是一个案子不澄清而仅被搁置起来，将来等到一定的政治气候，它将仍要重复进行审查。仅仅因为上级“左派”干部作了错误的控告而拒绝承认错误，而使我这样一个清白的人将在阴暗中度过我的余生。
一九七五年在各种不同的谣言传说中度过。有人告诉我说，毛泽东和周总理都将死亡。江青及她的同伙希望周总理先死，所以他们控制了周总理的医药治疗，以加速他的死亡。又有人说江青和毛远新已将垂死的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彻底隔离，不准他们去看望毛泽东，各种信息都需经过他们进行联系。还说有些政治局的命令是否毛泽东本人的决定也未可知。
一九七六年一月份，自建国开始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逝世了。他是个极有魅力的人，是中国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在中国人民看来，因为他的高尚道德品质和才干，大家都将他象征为古代历史及传说中所记载的那些永垂不朽的宰相，虽然周总理从不公开反对毛泽东在各项政治运动中的失误，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他只是努力对这些后果予以缓和并加以正确处理。但是久经苦难的中国人民仍尊他为英明领袖。他们见到周恩来在运动之后能出来收拾这种烂摊子是深表欢迎的。因为他表现得合情合理而不是拒绝对人妥协让步，精明能干而不是浮夸，所以和他接触过的人都感觉他不全像是个坚持相信马列主义的共产党领导人。但事实上如对他的生活，各项政策观点、言论以及他出版的著作等进行严密的审查，可以断言周恩来自从他在青年时代参加中国共产党以来，对于他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未有过动摇。他和“左派”所不同的只是他相信那些在海外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及外国投资，可以利用来完成他们的最终目的。
在中国，新闻的传布，通过人们口传比经过报刊要迅速得多。因为要在报刊上发表一项简单的新闻也要经过几个部门的批准。由于一位匆促地被邀请去北京为周恩来治病的心脏病专家突然回沪，许多本市的高级干部突然在一个不寻常的时间内集会，一次重要的活动取消，还有一个首长的电话中的dtgyhjk0
对话被下级偷听，早就传说是向全市人民公布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所以下午当上海《解放日报》将噩耗登载出来时，人民争着要看，不是要知道这消息，而是要看中央是怎样在报纸上公布这消息。因为从公布的方式可以反映出北京对这件大事的态度。
阿姨上气不接下气地从楼梯里奔到我的房间里，手里仍拎着一篮蔬菜，大叫着：“周总理死了。”她给我一块黑布继续说：“我拿到了这块黑布做我们带孝的袖套。市场上布店里的黑布全部已卖完了，谣言说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不再供应黑布给做袖套。因为他们不要人民给周总理带孝致哀，当那些人听到这消息时，都放弃手头的工作，拥到布店里去了。”由于住在我们本地区的共产党员要求，我们的居民委员会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房间里布置着居民自己做的花圈。花圈上的花是用手帕做的，因为商店里的绉纸已全部售完而上海革命委员会又拒绝增加供应。鲁英的儿子为我们小组用稻草做了个花圈的架子。朱太太和我供应我们花园里冬青树的绿叶。
追悼会举行得很隆重。一位久病在床的妇女坐在轮椅上由人抬来参加了追悼会，还有几位老人也由他们的孙儿女扶着来参加。这些人都是自觉来参加的，我想他们的情感也是真实的。许多人都放声哭泣，以颤抖的声音作的悼辞内容也很诚恳。这是个简单而感动人的仪式。我参加这个会议使我感觉到每个人所表现的情感都是他或她本人的原形，而不是按他人的要求而扮演的一个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