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于下午四时来到。我将阿姨在厨房里准备好的茶和饼干拿出来请他吃。然后我告诉他我被一辆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一辆驶来的公共汽车从身上压过。我预测他会大吃一惊而对我表示同情或仅是对我表示担心。但是他却认真地对我看着说：“让我来保护你！假如你同意我来照顾你，我将会多么高兴！”他似乎控制不了感情，说话的声音有点激动。
这意思是否在求婚？我还不能肯定。同时因为我一直把思想集中在考虑我四周所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对我感到有些意外，好像我的沉默不言使他感觉不好意思。很快他接着说：“你认为只有年轻人才能结婚？可能我对你直率求婚使你大吃一惊，是吗？”
“咳，不，不是这意思。我认为老年人结婚是完全应该的。我想有许多女人能和你结婚会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我对你深表感谢。你向我求婚也使我感到很得意。但我已向我已故丈夫起过誓，我将终身保持陈太太的身份。”
他默然微笑着握住我的手勉强地说：“我不认识其他任何女人。我曾等着……但你别介意。我对你这种忠于你丈夫的决心表示尊敬。我对他非常尊敬也很爱慕，他是个好人。”他轻轻地将我的手捏了一下，就放开了。
这使人难堪的时刻过去了。我坦率地回绝了胡先生，但没有使他失面子。这可不是中国人习惯上的做法。
自从那天下午以后，胡先生仍一次次地来看我。他总是显得很高兴，对我也很关心。但他每次来访之间相隔时间渐渐地加长了，直至恢复到他的老习惯，每逢中国农历新年来望我一次。一九七八年他专程来告诉我他已平反，恢复原来工厂里副厂长和总工程师的职务。他在繁忙地处理文化大革命中遗留下来的种种问题，并试行全面恢复生产。
“我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我真想自己能再年轻些，可以多做些工作。要学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可惜我自己已不中用了。”他说着。看样子他很高兴，似乎忽然年轻了十年。
一九八零年，我取得护照要离开中国时，我写信去向他告别。他立即来看我，并对我说他始终认为我是希望离开中国的。但我认为胡先生从未了解为何像我这么大年龄会选择到国外去开始前途不明的新生活，而不愿安静地在祖国的现成家庭里定居下来。
在六十岁的年纪能得到一位富有男人的求婚，即使不是太兴奋也是愉快的。虽然我的四肢酸痛，但第二天早晨当大德来上课时，我精神仍很好。
我刚吃完早餐，把前门打开，就听到他从楼梯上跳上来。我看了看钟，发现他早到了二十分钟。
“你今天来得早。”他出现在门口时，我就对他说。
“我有件使人兴奋的消息告诉你。”他大笑着进了房间，“我可能不久就要去北京了。”
“真的？你找到工作了吗？”我问他。
“还没有，但我可能有个很好的机遇。”他隔桌在我对面坐下。
“要不要吃块吐司和茶？”我问他。因为我知道大德总是经常感到饥饿的。
“最好吃些吐司。”他去厨房拿了四大片吐司出来，立即狼吞虎咽地吃完。我不知他是否吃过早餐，但我没有问他。
大德从提包里拿出一本书来问我：“你想我们今天能学习这本书吗？”
我看那本书是埃米菜·皮斯脱的《礼仪》。
“你为何要读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对中国人没有用。”
“是没有用的。除非那中国人成为国外机构的外交人员。”他说。
“我明白了。”我说，“那就是为何你要去北京？你是否要到外事学院去培训当外交家？假如是这样，那祝贺你！”
阿姨来后，立即到我房里，“你今天感到好些吗？”她很关心地问，“你是否仍全身酸痛？”
“谢谢你，阿姨！我好多了。”
她将桌子揩干净就出去了。大德问我，“你病了吗？”
“我被自行车撞倒，差一点给一辆公共汽车轧死。我以为你早知道了。”我说。
大德的脸发红了，气呼呼地说：“我怎么会知道？你以为你所遇到的一些不幸事件中，都由我在幕后指使？”
“不，我并不认为你在幕后指使。这样你的功劳太大了。”我告诉他。大德一怔。自从我认识他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感觉难为情。“我认为你并不知道，只是常听人说而已。我想在我所发生的许多不愉快的事故后面指使的人很信任你。”
“你不懂。你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义务密探？他们并非都是的。世界上并没有绝对的好人和坏人。总之，好人常常会被迫做坏事，而坏人也能做些好事。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我为你所做的事情。那也没有问题。我只能说我并不是块石头。你对我很优待。我常常想除了我母亲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人比你待我更仁慈。你想我会准许别人用自行车将你撞倒被公共汽车轧死？”大德很痛心地说。
“天啊！你太傻了！假如人家真的不告诉你，那可太糟了。除非你已不再受人信任，那是不可能的。”我讥讽他说。
大德问我：“你能肯定这不仅仅是个事故？”
“马路上没有车辆，他不可能撞着我。不过那辆公共汽车恰巧开过，倒可能是巧合。”
“我看整个情况都是件事故而已，”大德争辩说。
“不，这个人我过去曾看见过。那位把我拉起来的人说那个人长了一头乱蓬蓬的黑头发，车子座位上有东西闪烁发光。”
从大德流露出来的神态，我想他知道那人是谁。过了一会他吞吞吐吐地对我说：“要是我给你一点警告，你会生气吗？”“
你说吧！”我将背靠在椅子上，做出洗耳恭听的神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