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毛泽东逝世
刘欣的来访并非是件孤立偶发事件，自他来访后，接着有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也来访问我，但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从未来到过我家。他们不是同时结伙来的而是每次只来一个人。有时他们晚上来，在议论了有关曼萍死亡的种种情况后逗留一小时左右后离去。而那天晚上，我肯定要失眠。
“阿姨！你能否不要开门让这许多自称为曼萍的朋友来探望我？他们所谈及的都是有关曼萍是被人谋害而死亡的情况，并要我必须为她复仇。我每天反复听这些话，已感到厌倦了。”
“要是我耽在这里，我一定得开门。我知道你对这些客人感到烦扰，和他们谈话之后，身体像是有重病那样，但我又能怎么办呢？我看你还是把我辞了吧，你能够自己安排生活。”她说着，看样子很苦闷。
“你能另外找到工作吗？”我问她。
“老实说我喜欢在你这里工作，另外我再也找不到像这里那样多的工资和那样好的工作条件。”她说。
我不愿将她辞退，但她又表示不能阻止客人进来。只要她在这里，她就不能拒绝开门。我得想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假如我代你付房租，你能另外找个房间住吗？”我问她，因为住房缺少是上海的一个严重问题。
“我有个表姊妹，最近丈夫死了。她可能肯让我住到她家里为她分担部分房租。你是否想让我睡到外面去？”
“这个办法很好。”
“这样你在下午和晚上可以安静了。假如不开门，也没有人会责怪我了。”她高兴地说。
那个周末，阿姨和她的表姊妹联系好，就搬出去住了。我将一张硬板纸用红纸包好，再粘上胶带。然后在中间贴上一张白纸，四面留着红框。在白纸上写上下面一个告示：“因为我年龄渐大，健康情况不佳，需要休息。来客没有预约，一律不予接待。如政府代表有公事联系则不在此列，任何时间都接待。”我签了名，用红丝带将那张纸牌通告挂在扶梯底层的大门上，然后将门锁上。
第二天，当我开门到花园里去时发现那张我精心制成的纸牌告示已被撕破，丢在地上。那时朱太太在院子里，我将那块纸牌拣起来，和她对质起来。
“是你家里人把这通告撕了吗？”我问她。
“喔，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从不走那门。你知道我上楼来看你时，总是从后扶梯出入的。”
她那失业的儿子也出来帮着他母亲说，“昨天晚上肯定又有人从墙上爬进来，我家有两件衬衫晾在院子里也不见了。”
“你知道附近邻居中发现几次偷窃案。你还记得上次学习小组里，党支部书记曾警告我们要提高警惕，是吗？”朱太太附和着说。
我不相信小偷爬墙进来，所以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把遗失的东西报告派出所？”
“没有。”朱太太的儿子向他母亲望了一眼，立即说，“不过我们一定要去报告的。”
“我现在就去派出所报告。”我说着看了看手表已过八点钟了。
“不要麻烦你了，慢慢我会去的。”朱太太的儿子说。
“我现在就去。”我说。
我手里拿了那块通告牌的碎片，走向马路顶端的地区派出所。心里想着要是公安局也参与在后面进行捣乱，那问题就更复杂化了。要是事实果真如此，那么我们的户籍警老李一定了解这情况。我在接见时能从他的反应上发现一些问题。
我们地区派出所原来是个富有商人的私人住宅，他在解放前去了香港。这是所本地区内最大的房子之一，前面有个引人醒目的花园。我沿着梯阶走迸了那座房子。宽大的客厅，已被隔开。前面一部分，有穿了制服的一男一女坐在柜台后面。房间里还放了桌子和一些椅子，分散在各处。一个年龄较大的男子正拿着户口簿在要求登记他从外省来沪探亲儿子的户口。
我在柜台旁等着。直至那位女警察问我：“你有什么事’？”
“我是太原路一号的居民。我来看负责我们街道的老李同志。”我回答她。
“是他约你来看他的吗？”
“不，昨晚发生了一些情况，我是来向他汇报的。”
“今天上午大家都在学习，等一会再来。”她说。
“我在这里等他。”
“他们可能要学习很长时间，有时要学习整个上午。”
决心不让她推诿拖延，就说：“假如可以，我等着没关系。”
她不再说什么，我就在长凳上坐下。有儿个人来登记出生，死亡，及离沪等。我留神观察着公安部门的日常工作，并不时望着那只墙上的挂钟。那天上午似乎时针走得很慢。但我决心要见到老李。十一时后，那扇通向后房的门开了。走出来一位穿着制服的民警。
“告诉老李，太原路有人来看他。”那个女警察对那人说。
他走到里面去了，过了一会老李出来了。他的态度轻松，身体健壮，和其他一些警察不同。他没有一般公安人员习惯上的阴沉脸色，也没有在态度上使我感觉到我是个不受欢迎的人物。我比较喜欢老李，也尊重他实事求是的人格。但隐蔽在他和善的外表之中，他也比较精明和机警。几次到我家来，都表现得很有礼貌。我发觉他对任何事物，只要目光偶尔一闪，立即就把情况都了解了。当然，他和刚解放时那位大步闯入我家客厅、在地毯上吐痰的青年民警完全不同。
当老李进来时，我站起来对他表示敬意。他请我坐下，另外拿了只椅子在对面隔着桌子坐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