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姨，给客人倒杯茶。”我去厨房关照阿姨，我的以礼相待令他安心了，他摆出一副显然松口气的样子坐下，把那盒人参放在桌上。
我也坐下问了：“你在文革前来过我家吗？怎么我见了你想不起来了？曼萍也没提起过你的名字。通常她总是把所认识的朋友都跟我说的。”
“你们母女关系很好吧？感情很深吧？这我们都知道。我就是为这而来的。”说着他把身子往前一倾，以很亲密的态度说，“我知道，有人愿意帮助你为曼萍报仇，他们一不要你钱，二不计任何报酬，只是出于同情而愿意帮你。”
我想，这可是个非同小可的建议。
在文革中被肯定的一些行为，在批孔中反复通过官方的宣传再次得到肯定。要是我为女儿的死亡再进行任何调查或翻案，无疑会把我再送回第一看守所。于是我当即就说：“我不喜欢对人报复，我女儿那样死去我感觉很痛心，那完全是不公道的，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她已经死了，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了。”
“你怎么竟这样大度？为她报仇，是你做妈妈的责任。”他说
“我相信她的死因，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但那得到适当的时候。政府会出面作调查的，我完全相信政府。对了，你还没告诉我，你是何时何地认识曼萍的？”
“我是在梅陇公社初次见到她。她住在一个农民家里，我常去看望她，与她谈天。”
“你那时也在梅陇公社工作？”
“是的，我在那里做一些科技工作，就是在那时认识她的。”
他真会是曼萍的朋友？真的在梅陇公社认识曼萍的？我想我会有办法去证实这一切的。我说：“你在梅陇公社工作过，也是在那里认识曼萍。你一定认识陈兰吧？她是曼萍最好的朋友。”
“对的，我常看见她俩在一起。”他急忙说。
我把曼萍和一群农村姑娘照的那张相片给他看：“有人送给我这张照片，但我没见过陈兰，你能告诉我哪个是陈兰？”
他对着照片打量了半天，然后指指曼萍边上一个把手勾着我女儿肩膀的姑娘。他的猜测倒很合理。但那个女孩予不是陈兰。陈兰恰恰站在最边上，并不靠近曼萍。
这证实他根本不是在梅陇公社认识曼萍，他之所以这样怂恿我为曼萍复仇，不过是想诱我犯错误，还是另有意图？因为我没拆穿他，他自认得计了，故而又大胆地说：“我会常常来看望你的，这样你会对我有进一步了解。我对国际形势很感兴趣，我可断言，我会从你这儿学到好多东西的。你也可以从我这儿了解到一点东西，因为我是搞科技的。如果你不愿与那些我提到的人直接打交道，我可以做你的秘密代理人。”
“为什么？与这些逼死我女儿的人作对，不是太危险了？他们不是都有造反派作后台的吗？”我问。
“我爱曼萍，自听到她死亡的消息后，我总也忘不了她。我恨那些迫害她的人，远要比你深。我要为她的死亡报仇。”他扮出一副痛苦不堪之情说。
“你爱她？那你肯定对她很了解了。但很奇怪，为什么她从设在我跟前提起你？”
他红着脸说：“我只是悄悄地爱着她，她不知道。我不过只是种‘单相思’而已。”
“我看你很多情，但还是让政府来为她复仇吧。不管我们为曼萍感到多难受，但我们没有法律权力为她报复。”
“眼前政府不会管这事的，他们是在包庇杀人犯，你说呢？你怎么能等他们来替你报仇呢？”他不耐烦地大声说道。可能我没上他所设的圈套而令他十分失望。
“请你轻点，你不能污蔑政府，说政府包庇杀人犯是反革命的话，我不能让我的客人在我家里说这些话。”我严正地警告他。
“你很谨慎，但我们这是私下交谈，即使你嘴上没说什么，但曼萍及你自身的遭遇，可以肯定你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心怀不满的。”
“你完全错了，我并不仇恨共产党或人民政府。但我会考虑你说的。假如我想通了，会与你联系的。你能让我看看你的工作证吗？这样我可以证实一下你的身份，并记下你的地址。”我说。
“你没必要看我的工作证，但我可把地址留给你。”听到我要看他的工作证，他有点慌张。
“假如你要让我相信你，你必得给我看工作证。”我坚持道。
他勉强取出工作证交给我。我戴上老花镜细细察看着，他在一家用数字代表厂名的单位工作。大家都知道，这种工厂都属军队领导的保密厂，工作证上打着“机密”的戳记。他像是在军火工厂任保密工作。
在我监禁期间，我替自己辩解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就是我不认识任何接触机密工作的人。现在却有了这么一个在军工厂搞机密工作的人，这不仅会令我将来离开中国发生麻烦，并会为给我栽上各种罪名而开路。
我开门叫阿姨上来，待她进来后，我说：“我要你为我作证。”
我转身把工作证还给那人，说：“刘欣，我拒绝你再上门。我有许多海外关系，也曾被错定为帝国主义者的特务。作为一个在保密厂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却上我家来，你已犯了错误。你回厂后即刻向你的党支部书记汇报，并承认错误。你必须把你对我说的及我对你说的内容，如实向领导汇报。”他站在一边，窘迫万分。
“阿姨，这可是件大事。以后永远不要再对他开门。”
我打开门，再对刘欣说：“我可肯定你是个党员，因为你在保密部门工作。真奇怪，你怎么会那样不自觉？我本该把你带到公安局去的。现在走吧，不要再来了。”
他一声不响地走了，但那盒人参仍留在桌上。我让阿姨拿下去还给他，但他已骑上车走了。
这事让我很生气，因此我也不想出去了。阿姨给我送上一杯茶，说：“别生气，太不值得了。”
过了一会，大德奔上来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呵，你在家！那太好了。”
“你不是知道我在家了吗。”我对他说。
“怎么啦，在生气呀？”他又故作惊奇地说。
“你不是已经很清楚发生什么事了。”我把那盒人参交给他，说：“还给他，告诉他们别再施这种愚不可及的诡计了。”
“我十分愿意把你任何不需要的东西都拿走。但我不能跟任何人说，要他们停止搞愚蠢的诡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不让人搞阴谋诡计？为什么不对此付之一笑呢？你为什么要害怕阴谋诡计？要识破一切阴谋诡计而让这些施诡计的人无法得逞，你还没这本事。”大德仍以他的玩世不恭之态说。
“那太虚伪了！”我说。
“为什么一定要求人诚实？就你过去所经历的，你应该明白做老实人等于自杀，现在最流行的政策就是：不老实！”
“请你出去，大德，我现在没有心思听你胡说八道。”我说。
“我不过想让你高兴些而已。好吧，待明天你情绪好点时，我再来看你。”说着他就带着那盒人参走了。我不能十分肯定，他会将此归还原主。我疑心他会带回家作为礼物送给他母亲的。大德就是那种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