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凯的来访使我很不平静。我对阿姨说，我要独自躺在房里休息一会。阿姨就去清理厨房。忽然我听到有人在敲大门，朱家全家都出去了。我叫来阿姨，她便到凉台里去看那个来访者是否是朱家的人。
她从凉台里回来对我说：“是个老年人，他问我你是否住在这里，我要下楼去吗？”
“请你下去。”我告诉她，心里捉摸着这个来访者到底是谁。我急着把床毯盖上，将卧室整理好。然后走到扶梯口去看来的人是谁。
“陈太太！你认识我吗？见到你真高兴！”他说着走上楼来。
我从他和我招呼的说话声音及他过去那副样子，我知道他是我丈夫的朋友胡先生。自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开始时突然来看望我一次以来，未曾见过他。
他向我伸过来的手，长满着老茧，而小手指又包上了纱布。在其他方面看上去和过去没有什么变化。我热情地招呼他，没有忘记他在一九六六年给我的善意忠告。
我招待他进入我的房间后，请他坐下。
“我能再见到你真是高兴，看样子你身体很好，我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能这样是不容易的。”胡先生说。
“你和你的家里人都好吗？你仍住在原来那所房子里？”我很有礼貌地问他。
“喔，不！我和我们那些人一样被红卫兵赶出家门。”胡先生告诉我，“我也遇上不幸的事，但是我们不能老想过去的事情，我们必须向前看。对能够在文化革命中活下来要表示感谢。我们有许多亲友都已死了。当然，我知道曼萍的情况。我也为失去亲爱的妻子和母亲而感到伤心，她们两人都在文化革命最恐怖的时候心脏病发作而死亡的。医院拒绝治疗，因为她们是资产阶级家属，而我又在受审查。”胡先生叹了口气，一时好像要淌出眼泪来，但很怏他就控制了自己，从口袋里拿出手帕擦擦鼻子。
“你怎么打听到我的住处？”我问。
“全是靠碰运气。今天早晨在街上碰见你过去的男佣人老赵，听说你放出来了，我真是非常高兴。但整个下午我家里一直客人不断，直等到最后一个人离开，我立即骑着车来看你了。”
“你还在上班？”
“是，我本来可以退休了，但呆在家里太无聊，做些重体力活也有好处，晚上睡得香。我现在住在我岳母家，红卫兵留绐她一个房间，我们把它一隔为二，我就搬过去了。她已年过八十，但尚健朗，我能照顾她，她也让我高兴。”
“你的孩子们可好？”
“因为有个资产阶级父亲，他们都被分配到外地去了。我的大儿子已结婚了，有了个女儿。”
“一九六六年夏天你来看望我，并给我的那番指点，我一直记在心上，非常感谢你。在拘留所里，我常常想到你对我说的那番话。你看，这政治局势会怎样？”
“从目前看当然大大缓和了，但不知能维持多久？”
“你认为上面还会有权力之争吗？”
他看看半开的房门，点点头。过了一会，他又问：“明天可以一起去城隍庙吗？听说那家老花铺又复业了，有水仙花球出售。”
“明天不行，上午有学生来上课，下午还要洗些衣服，阿姨要回家休几天假，这几天她太累了。”
“明天下午我来帮你洗衣服好吗？我明天可以调休一天，因为大年夜我自愿值班。”胡先生说。我不愿让他来帮我洗衣服，但我知道他有话要跟我说，假如我要想知道他要说的，就得与他一起外出。
“衣服可以慢慢洗，就去那家花铺吧，能买到水仙花太好了。”
胡先生听我接受邀请了，就对我微微一笑，我已经忘记，中国男人的习惯，总是喜欢女人能按他的要求办事。看来我无意之中的接受他邀请，竟令我们之间关系，比他开始踏进这个门时更密切了一步。告别时，他不仅久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还鼓足勇气送钱给我。
他从棉袄口袋里摸出个纸包：“现在给我们这些人的生活费是很少的，我有个堂弟在日本，他按月给我汇款，我可以给你一点吗？”
他这一举让我吃了一惊，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把小包递给我，说：“请收下吧，要是你真能收下，那我可太高兴了。”
“谢谢你的好意，你真是太好了，但我现在也不依靠生活费，我的外汇已解冻了，所以我经济上无问题。”
他似有点失望，但只一会就恢复常态了。他说：“我一贯很看重你，你真不知道，再见到你，我有多么高兴，你能挺过来了，真是一个奇迹，你是个勇敢不屈的女强人。”
我感谢他对我的那些赞扬，一边跟着他下楼。当我在花园里看着他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时，已觉察到朱太太在窗口注意着我们，看来似乎胡先生在楼上时他们刚回来。
“明天下午二时半我来接你。”胡先生说。
“很好。”我说。
朱太太对我的客人好生有兴趣，当阿姨穿过后门去倒垃圾时，她就细细地盘问她，我想可能明天一早，朱太太就会向居委会的大姐们汇报了，这样大家都会知道，在春节期问，我来了个男客人。在中国，封建主义还是阴魂不散。虽然男女可以在一处共同工作，但在生活方面，仍不能交往。我可以肯定，胡先生的来访将成为众人饭后茶余的谈话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