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两天，席和她的丈夫带了两个孩子回来和家人共度春节。我见到她非常聪明的丈夫而感到高兴，他还告诉我他个人对北京进行的权力斗争的看法。他们的两个孩子很可爱，由于他们年幼无知，感受不到蒙在我们头上的政治风云，真是无忧无虑十分愉快。席很幸运能和她的丈夫孩子生活在一起。中国有许多人被送往几千里外的城市或农村工作，每年只准有一次短期的“探亲假”。孩子长大了往往不认识自己的父亲，而母亲必须单独挑起工作和扶养子女的双重担子。
我被释放的消息已在曼萍的朋友中传开，在假期里他们都来看望我，包括那些已结婚回家探亲的同学。他们谈论的中心围绕着调动工作问题。他们都迫切希望利用当前盛行的“后门”把他们的工作调至接近他们亲人的所在地。他们在我家相遇时，那些已经开始协商进行调动的都迫切希望相互交流情况和经验。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发现全国有的地方党的干部中盛行受贿和贪污现象。
“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理中国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发展，那么你们怎样说明党的干部中理想主义的垮台？”我问曼萍的一个朋友。她的丈夫在上海工作，她是从武汉回家探亲的，她想把工作调到上海附近。
“首先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升的党员干部决不是理想主义者。”她说，“他们只见到文化大革命是个人提升的好机会。他们参加造反派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野心。那些新近复职的老党员干部可能在很久前参加革命时是个理想主义者，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侮辱打击后已失去了幻想。他们受到不公道的对待，他们过去在战争时代作出的牺牲都成了泡影。目前他们所关心的是作为政治上的残存者，他们自己及子女能享受到舒适的生活。”
“你将名贵的礼物或金钱送给那些干部，要求他调动工作，你不怕这样会遭受麻烦？”我问她。
“当然，那得冒险，但是我已不顾死活地拚一下，不管怎样，这种情况实在太多了，也无法调查了。”
我们的谈话被大德来到给打断了。他自告奋勇为我到点心店里购买烤热的馅饼和蛋糕招待客人。当然，我知道这仅是个借口，其目的是他能每天按时来看望我，同时也可了解来我家作客的是哪些人。当他把蛋糕放回厨房时，我帮曼萍的朋友拿着孩子的随身用品送她下楼，那时她的孩子正静静地熟睡在她的怀抱里。当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她见四周无人，便轻声对我说：“当心你那个学生，我看他好像是个便衣警察。”
“他是个待业青年。”我告诉她。
“别相信他！对他说话要谨慎。”这是她的临别赠言。
沈凯原是我女儿打算和他结婚的青年，他找到了我的地址，于春节假期最后一天来看望我。他告诉我他已不再是数学老师了。因为那所学校已关闭、他现在研究所里设计精密仪器。
“一九六六年当曼萍告诉我你被逮捕后，我父母和我都认为曼萍应该和我立即结婚，这样她可以搬到我家来住，不必单独生活。但是她不同意，她坚持一定要等你出狱后才结婚。她说她结婚不能没有你参加。当然，我们那时想文化革命一年之内必定能结束。”沈凯说。
“她死前你常见到她吗？”我问。我看到这样一个漂亮的青年更感到万箭穿心。因为要是我女儿没有被惨杀，他可能就是我的女婿。
“我每星期看到她二、三次，我们尽量设法能常在一起。你知道我父亲在一九五七年被定为右派，我被指为‘阶级敌人的子女’，而我又是教师，所以也属于‘臭老九’。曼萍参加制片厂文化革命的活动，看来她在那里并没有什么问题。然而，意外地出现不知名的人将她拐走了。”
“请你将这情况告诉我。”我恳求他。
“六月十六日她要来我家吃晚饭，下午当我去接她时，与曼萍同住的那位教授的妻子陈太太告诉我说，她在那天早晨自杀了。我立即赶到制片厂。那里好像谁也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再次到火葬场，但是他们不让我看她的死亡记录，因为我不是她的亲属。但当那位接待我的人看我神态极度狂乱，就告诉我说是那天早晨上海电影制片厂里有位青年女演员的尸体，送来火化。”沈凯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哭泣了。
“你相信她是自杀的吗？”我问他。
“不，当然不！我曾去过那个可能自杀的地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你是指那个盖房子的脚手架？”
沈凯惊慌失措地看着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些？谁告诉你的？你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了解这情况。”后来又接着说：“假如负责曼萍死因的人知道你不相信曼萍是自杀的，他们会进行各种活动来威胁你的生命。你必须十分小心，他们是绝对野蛮和残酷的。”
“我知道，我不会随便乱说的。”我让他放心。但我还是问他：“你知道是谁把她拐走的？”
“我吃不准，但我想与负责调查你案子的一些人有关。不管他们是谁，总是奉上海某些领导人的命令而执行的。”
“你是怎样了解到的？”我问。
“你知道体育协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卫兵封闭，后来造反派接管使用这所大楼。但是被打倒的体育协会仍保留一层楼储存文件。我是从那些人中之一知道诱拐曼萍是受上面的命令而执行的。”
“你可以设法让我去见见体育协会的那个人？”
“那对你来说是太危险了。”
“我准备冒任何危险去了解真相。”
“已过了这么多年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否仍在那里，你为什么不等到政治形势明朗化之后再进行？”沈凯似乎对我的要求表示犹豫。
真的，曼萍已死多年了，一个人不能永久沉浸在悲痛之中。沈凯没有再次来看望我。次年，我听说他和一个高干的女儿结婚了。那人同意自己的女儿和一个右派的儿子结婚，因为他的妻子死后，他想再娶一个年轻的妻子。我明白沈凯为何要和高干的女儿结婚。这样，他可以肯定他所娶的妻子永远不会遭受政治上的迫害。而且他和高千的女儿结婚后可以卸掉自孩提时代就背上的思想包袱，不必再承担右派分子儿子这个不光彩的名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