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没让她的冷漠所吓退，接连几天，我向每一个值班看守要求增添冬衣和被褥。其中一个看守不耐烦地说：“行了行了，你需要冬衣，我们都知道了，你的要求我们已经在考虑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又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气候渐渐冷了。我又决定再去催一催。
“报告！”我叫道。
“你要什么！”一个看守站在门外问。
“我可以见见那位审问员吗？”
“什么事？”
“我要求添置一些冬衣。”
“你不是已有冬衣了吗？”那看守推开小窗。我看到她就是那位年纪较大，在我上手铐时，劝我吃饭的那位看守。自那晚以后，我一直未见到她。
“我的冬衣都破了，请你进来看看。假如我没有暖和的衣服，到了冬天我会生病的。”我说。
她开了门进来，检查了我的衣服和被褥，然后说：“我会向上级汇报的。现在，你要不要先借用一下监狱里的衣服？”
我一想到穿监狱里衣服，不禁打了个寒颤，这不仅仅因为它们可能有臭虫，而且我感到，一穿上这样的衣服，会令我失却那最后仅存的尊严和独立。
“不，谢谢。我不想借穿监狱的衣服。我想能准许我用由政府代为保管的个人的钱，来购买一些新的冬衣。”
她似乎在考虑我的要求。我又趁势接着说：“我的钱在红卫兵抄家时给拿走了，其中有个教师说过，政府会代为保管这笔钱的，假如这钱不是剥削所得。我又没任何股息股票，乡间也无土地。我把自己情况向教师说明后，他告诉我这笔钱不会没收的。”
“我会向上级汇报的。”她应诺我。
几天后，我又被召去审问室。那位年纪较大的工人审问员已不知去向了，审问室里坐着那个女军人，每次总是她带头来迫害我。她两侧分别坐着两个女看守：其中一个即是我认为比较温和的那个看守。那个女军人令我觉得意外又失望。难道北京的新情况，没给第一看守所带来任何变化？让这个女人来主持审讯，什么希望都会落空，化为乌有的。
我向毛泽东的画像鞠了躬后，又从那撕去序言的语录本里读了一段语录，随后就坐在犯人座上，等待着她来讪笑我，出乎我意料之外，她竟用一种平常的，近乎是和气的语调说：“关于你的冬衣，你有什么要求？你还没准备好冬衣吗？”
“它们都已破旧了。”我说着，为了证实我的话，我拉开自己的蓝布上衣，把里面有破洞和挂着絮絮棉花球的棉袄揭给她们看，还举手将磨破的袖口给她们看。
“行了行了，把上衣穿好。”她说。
“我的财产由国家保管着，我要求准许我支取部分我自己的钱，去购买一些必需的衣服。”我说着，特别强调“我自己的钱”。
“国家哪个部门保管着你的钱？”她问：“你有收据吗？”
“红卫兵抄家时把我的钱带走了，他们没有开给我收据。”
“当你提到红卫兵进行革命运动时，不能用‘抄家’这个字眼。他们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在社会主义中国‘破四旧’，并改造剥削阶级。”她说。
“我不是剥削阶级分子，根据马克思的理论，只有那些靠工厂的股票红利或向农民出租土地所得为生的才是‘剥削阶级分子’。我的钱来自我自己合法的工资所得及从家庭继承的财产，这些是由宪法保障的。”我热诚地说。假如一年前我这样说，她会暴跳如雷，而现在只是不同意我的说法而已。
“到你家来执行革命行动的红卫兵的老师，有无告诉你国家的哪一个部门经管着你的钱？”
“没有。他们只说这钱将等毛主席来决定。”
“就是嘛。红卫兵拿去的一切私人财产，在毛主席未作出决定以前，都冻结着不准动用。”她说。
“我在中国银行还有一个外汇存款户名。”我说。
“外汇存款也冻结了。”
“也好。借我一架英文打字机，我可以写一封信去香港我存款的银行，请他们给我汇点钱回来行吗？”
“那是不行的，你不能与任何外国人联系。”她说，“我们怎么知道你在信上写了些什么？”
“这信在发出以前，自然会给你过目的。”
“你可能会用密码，这样不行。我们只能把你的请求向上级汇报，是否到了天气确实寒冷时，考虑给你一点暖和的冬衣。现在你回去继续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我回囚室去了。整个过程中，那女军人用普通的口吻说话，而且可以说还充满了同情。这种迅速的变化令人不解，我想，她倒真是个“紧跟党的政策”的典型党员。这种类型的党员从不分析任何政策，而只是一味紧跟政策，立即执行。他们是没有脑袋瓜的机器人，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各级党组织里，只要有位书记在位一日，那么这些人就会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为他效劳。而一旦这位书记出毛病犯事了，那么，这些人也就第一个起来批判揭发他的。因为他们就是借着党的政策有所变化的空隙来谋取名利地位，其后果则导致对中国社会的基本评价起了根本的变化。
一个星期后，一个男看守把一大包东西放在我囚室的地上，经我签收以后，他就锁上门走了。我把那个大包裹往床上一放，解开来一看，令我大吃一惊：我发现里面是棉袄、羊毛里子的大衣、两件毛线衣及一条羊毛裤。这些是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抄家后，准许我女儿留下的。还有她冬天的被褥。另外有几条毛巾和一只她喝茶的杯子，给包在衣服里。其中一条玫瑰色的炮台牌（英国货）洗脸巾，还是我打香港买回来的。在我被带往第一看守所时，她正在使用它。看来，它们保持了一九六六年时的面目。我察看了下那件深藏青呢料红褐色丝绸嵌镶边的棉袄，在一九六六年它很新的，而现在仍旧是崭新的。我用颤抖的手拎起那只白色搪瓷茶缸，发现里面尚留有淡黄色的斑迹。它没有洗涤过，里面的茶是风干的。
在我翻弄这些衣物时，心越跳越快，这一切是一种恶运的预兆，令我不能不设想一下，在我被捕之后，我女儿会遇到了什么可怕的遭际。或许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这些衣服似乎根本没有穿过，那块毛巾看上去也仍很新，说明它也没动用过。可能她猝然死了，毫无准备，因此喝了茶都来不及洗杯子，我站不住了，卜通一下坐到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