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我的声音很微弱，但门上的小窗立即打开了。那看守原来一直就在门外，从窥孔里暗暗监视着我。
“什么事？”
“我想请一下医生。”
“什么病？”
“我的手腕和双脚都受伤了。我需要些药水和纱布。”我解释着。
“医生不给受过罚的犯人治病。”看守声明。
“那你能给我一些消炎药或红药水吗？”我知道在看守的小房间里备有这些药物的。
“不，不可以。”
“这样伤口要感染的。”
“那是你的事。”
“我可以要一卷纱布包扎一下伤口吗？”
我将两只肿胀的手举到窗口给她看，但她却偏过头不愿看。
“给我一些纱布好吗？”我又问。
“不给。”
我火了。“你就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要有革命人道主义的教导办事。”我说。
“革命人道主义不是对你而言的。”她说。
“对，它不是对我而言，因为我不是共产党的真正敌人，我又没做过任何反政府的事。即使对日本侵略者，我们也执行革命人道主义，毛主席著作中都提到过，在战争时期，共产党还给日本受伤俘虏药物、绷带呢。”我讥嘲地说。
“看你这腔调，还那样嘴硬，死不悔改。你没有从吃铐子中接受教训。大约你铐手铐还未铐过瘾吧？你再这样嘴硬，我还要清你吃铐子。”她对我威胁了一番后，就回自己办公室去再也不见出来了。我知道她个人是无权决定再给我扣上手铐的，她不过是摆摆威势，吓唬吓唬我而已。而她。也明白我知晓这一切。
看来，除了靠我自己来处理疮口外，别无他法了。我唯有祈祷上帝，赐我智慧和抵抗力，避免伤口恶化发炎。我慢腾腾地拖着双脚挨到“桌”边，喝了点水，接着，就听到那送饭女人推着那辆装了两大桶开水的车，隆隆地响着走来。我候在小窗洞边，待轮到我时，她很大方地往我杯子里灌满了热开水。我把热开水倒到面盆里，开始用一块干净毛巾给自己洗涤伤口，将脓血冲掉，再用这已满是脓血的水洗了脚。皮肤触到热水，十分舒服。虽然我也很想喝点热开水，但我认为清洗伤口，比喝水更重要。
我坐在床边晾着双脚，一边想着怎么弄到些旧布来包扎一下伤日。在监狱里呆了这么几年，仅有的几件衣服都已穿破了，而这些破衣服又给我撕了再去补别的衣服了。正巧我目光落到绳子上晾着的枕头套，那还是我被提去受审时的早上洗的，看样子，它早就干了。那是我唯一的枕头套。我想我可用它来做包扎布，至于没有枕头套也不要紧，可以把枕头放在被单下睡觉。我伸手想把绳子上的枕套取下来，但令我十分沮丧的是，我的双手还不能举过自己肩头，触不到那枕套。可能因为双手给反铐在背后的日子太久了，关节处已经麻痹了。我想应该不时锻炼双臂令它早日恢复功能，但这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当前，无论如何要设法把伤口包扎好。
那青年女劳改犯送冷水来了。我把面盆举在窗洞前，她慢慢把水倒进去，待她看见我颤抖着的双手已支持不住面盆的分量时，她就停下来了。里面总共还不到半盆水。我又往杯里倒了些饮用水，剩下的水就洗了脸。后来我又想梳梳头，但我的右臂根本无法拿着木梳触到头顶，我只好用左手托着右手臂的肘子，然后把头低下，一会儿将头转向这边，一会儿又将头转向那边，这样勉强把头发梳理了一下。我很想洗个澡，替换一下内衣裤，但又怕在这间寒气十足的室内洗澡会感冒，再说我已经太累了，而且没有洗澡水。
那送饭女人又出现在小窗洞前，她将下午的饭递给我。饭盒里装了满满一盒米饭和煮青菜，当我把饭倒入自己的茶缸时，发现饭盒底里藏着两只白煮蛋。
我自然不能对她的好心表示出任何谢意，那女人也不像往常那样再来开窗取回空饭盒。她只是在窗口像是很恼火地叫着：“你总归吃得那样慢！吃完了把饭盒交给值夜班的看守，我没那么多时间老在这儿等你。”
我坐在床沿上，狼吞虎咽地扒着饭，觉得体内的元气，又开始恢复了一点了。吃罢饭，洗好杯子，我就起身用双臂进行操练。我迫切要令手臂可以触到那晾在绳子上的枕套，如是，我就可以用它来作包扎。我上下甩摇着手臂，每次都想把手举得更高一些，令关节肌肉再灵活一点。两脚虽然还是疼得厉害，但我还是咬牙坚持着，直到已再无力气了。稍事休息之后，我又重新锻炼。
值夜班的看守来了，从小窗洞口递给我当天的报纸，然后又收回了我的饭盒。我看了看报纸的日期，这才知道，我只上了十一天的手铐，但这十一天的时光，在我竟觉得好像远远不止十一天，它是那般的漫长！这时，看守在催睡觉了。
十一天来，这是第一夜，我可以用正常姿势入睡，但我还是无法成眠。可能那紧箍的手铐已影响到我的神经功能了。我只觉得全身有一种灼烧感，疼痛难忍，无论哪一种睡眠姿势都令我疼痛不适，连被褥和毯子的分量我都承受不了。因为我全身发烫发热，因此一点也不觉得冷，就索性把毯子揭掉。我想找个适当的位置搁双臂双手，不至让上面的脓血弄脏被子，但事实上这无法办到。
把这种特制的手铐紧紧扣在犯人手腕上的刑罚，在监狱中一度被广泛施用，有时还另外在犯人脚踝上再加一条链条。另外，还有将犯人扣上手铐后，再把手铐用链条缚在铁窗的栏杆上，令犯人无法离开窗口吃、喝，甚至上厕所。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令人的思维迟钝，摧残他的意志。在我自己被囚禁以前，那些身受其害的人及其家属，是不敢谈及这种事的。但现在我亲身有体会了，这令我成了他们的同伴，这样大家才彼此毫无顾忌以实情相告。自从人民政府宣布取消一切体罚之后，那些“极左分子”只是把这种刑法称为“惩罚”或“说服教育”的一种形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