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算一束光线又从门缝底下射进来，一个看守挪挪擦擦地走过来了，我站起身子。
“你准备交代吗？考虑好了吗？”那是一个男看守的声音。
“我想跟你谈谈。”我说。
“好！所以说，最后你还是愿意交代了。”
“不，不是关于交代的事，是有关我的手。”
“手？你的手怎么啦？”
“它肿得厉害。这手铐太紧了，你是否可给我松一下？”我问。
“你现在觉得不舒服了吗？那好呀，你为什么不交代呢？你只要一交代，手铐即可去掉。”
“你现在能否给我松一松呢？”
“你为什么不向别人学学，快点交代呢？是你自己要戴上手铐，还嫌手铐什么呢？”
“请你看看我的手，它肿得厉害。”
“我没权这样做。如果你决心交代了，我就开门把你带出去，我所能做的就是这些。”那看守说。
“你不可以向你上级汇报一下，我的手已肿得很厉害了吗？”
“不行。如果你决定交代，我就把你带出去。”
看来再与他争下去也无济于事，我复又坐在那木板上。
“你准备交代吗？”他又问了我一次，我没有回答。他又等了一会，然后就走了。
在他看来，我的双手发肿并不是什么非常之事，当然他知道，这是因为铐手铐的原因。看来，过去已经有人挨过这种刑罚了。后来，他可能向上级汇报了，我在担心自己两只手，而他们却认为我动摇了，更故意迟迟拖延着不给我松手铐，以借此威逼我交代。反正我已肯定，要求看守松手铐是毫无希望的，我只有祈祷上帝来保佑我双手。
“过来！”一个女看守的声音。
我一站起身，就已经是贴着门口了，心里疑惑着她怎么突然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我是来做你工作的，”她用一种正常的语调说，好像是在与她自己的同事说话，而不是习惯上用以训斥犯人的那种粗暴声色。“你又不傻，为什么不放聪明点快点交代呢？为什么这样自讨苦吃呢？”
我沉默不语。
“你在为你两只手担心，这是可以理解的。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十分要紧的，尤其对知识分子来说，因为写字必须是用手写的。你一定要保护好你的手，不能让它们受伤。其实那又不难，只要你答应交代就是了。”
我还是沉默不语。
“他们已经说过了，永远不会松掉你的手铐直至你答应交代为止。他们讲了是算数的，而且肯定也会这么做的。要知道，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说着玩的。”
我依旧不出一声。
她等了好一会，然后说；“好吧，把我的话好好想想。我这是好心劝你，我也同情你，把我所说的再考虑考虑。”
听着她的脚步声渐渐远去了，我重又坐下。
我生自己的气，直骂自己真是太蠢了。怎么会一时异想天开，想到他们会给我松手铐呢？现在我已暴露了自己的缺口，让他们高兴了，以为我会因为担心两只手而有可能屈从他们。我对自己说：“忘掉这两只手。假如我残废了，就让它残废吧。世上有许多名人都是双手残疾，或者根本就没有手。”记得一九五一年与丈夫在荷兰时，曾买过一幅油画，它出自一位在两次大战时失却双手的退伍军人所绘。据说，他是用足趾握着画刷作画的。我一直珍藏着这幅画，认为这是人类的毅力和智力的象征。遗憾的是，它已毁于红卫兵抄家。但这位我从未见过面的艺术家，此刻却给予我勇气和力量，帮助我克服了有可能失却双手的恐惧。
那个女看守帮着一帮人来了，一个个七嘴八舌地耍着两片嘴皮子，给我讲解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和彻底交代的种种对我有利之处。现在他们知道了手铐令我十分不好受，并且我在担心两只手有可能会给毁了，所以这次他们不急着离开，而是呆在门外，耐心地等着我回答。而我长时间滴水未进，粒米没入，且又没好好睡眠，因此浑身无力，近乎虚脱昏厥了。只觉得肠子阵阵痉挛抽筋，疼痛得都要直不起身了。但我还是坐在木板上，将头靠在膝盖上，等着他们离开。
那一天的时光似乎给粘住似的，特别冗长，我耐心等着他们的“下一道菜”。终于，门打开了，一个女看守的声音：“出来。”
院子里那股彻骨又清新的气息，顿时让我精神一振，犹如一道生气勃然的波涛迎面打来，我竟可以支配着那颤抖不已的双脚向前迈步了。看守又将我带到昨天挨过打的那间审讯室里。
那个女军人看守和给我上手铐的那看守，大大咧咧地坐在高台后面审问员的位子上。进去后我向毛泽东像鞠了躬，那女看守让我自己选背毛泽东语录。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说。这一段是我头脑里首先闪现出来的语录，用在眼前，倒也十分恰当。
“那段语录不是给你这种人用的，那是毛主席对革命英雄说的。”那个女看守恼火地说。
但看来他们也不打算再追究了，也没让我再背其他语录。如果他们再要我背语录的话，我已准备好了，就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一段。
“你现在在想什么？”那男看守问。
“不想什么。”我回答。
“别装腔了。你在担心你那双手，你想松开手铐。”他说。
我什么也没开口。
“首先你得想想，你怎么会铐上手铐的？这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我们并没有给这里每个犯人都上铐，是吗？当你觉得上了铐不太舒服时，你就要想想为什么才铐上手铐的？只要你交代，手铐即刻就可以去掉。这完全由你自己掌握。”那男看守说。
“你到底打算交代吗？”那女看守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