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这样为电费而发愁。我搬到这里以来的几个月里，每月电费没有超过几元。
我听到有人从楼梯里上来了，一会儿，门就打开了。朱先生走了进来。他是个面部肌肉已松弛的浮华俗气的男人，可能他过去曾相当肥胖。当时阿姨立即跟了进来，站在我身边预备为我争辩。
“我妻子告诉我说，你不愿负担你的部分电费？”朱先生开口就说。
因为他不懂礼貌，没有敲门便进了我的房间，因此我没有站起来和他招呼，仍坐在写字台旁边。
“以后你要是来看我，请一定先要敲门。不能不敲门就进来。有自尊心的人必须保持文明的态度。”我告诉他。
他胀红了脸感觉到不自在。“你是否要讨论一下有关处理电费的事？”他问。
我严肃地说：“不，我不愿再讨论有关电费的事了。下个月我就付一半电费。同时我还要装一只火表，这样以后就不必再有争论了。付多少电费是件小事情，你为何要斤斤计较。”
他自说自话坐了下来，脱口而出说：“你不知道为何要斤斤计较？问题是为了钱！红卫兵没收了我的银行存款，我又没有工作。我和妻子每月每人只有十二元（按那时汇率约三英镑）生活费。我的一个儿子又在待业，另一个儿子每月薪水仅四十元。我们还要照顾我们的孙子。他的父亲在东北。他们那里副食品缺乏，我们还要为他们寄食物邮包。”
我站起来向他表示这次会见已经结束了。我说：“我很同情你的情况。既然你有困难，下个月我同意付一半电费。”
朱先生愁眉苦脸地咕哝着：“我不是来向你求施舍的。”就离开房间下楼了。
我看着朱先生弯身曲腰的后影离开了房间。对朱家的遭遇我深表同情，使我看到贫困竟会使人的风貌败坏到如此地步。
次日我向房管所申请购买一只电表，但房管所拒绝了我的要求。我每天去问询，但他们总是说我的申请目前尚不予考虑。
有一天，我遇到一个为我搬迁浴室的工人。他说，“你不必去向房管所申请电表了，你最好是通过‘后门’去买。”
几天后，当我外出时，朱太大当电工的女婿迎上来和我招呼，好像他在花园里等着我似的。他表示愿意为我弄一只电表，开价是市场官价数倍以上。我们相互经过谈判，结果同意以官价的两倍成交。
“你提供的电表是否是你单位里的存货？”我得把情况弄清楚，因为我肯定他是从他工作单位里偷来的。那时，国营企业里偷窃是很普通的，因为党支部书记对国家财产管理松弛。那些工资微薄的工人就以此来补偿。这种情况的普遍存在已成了个公开的秘密，工人们以此来戏谑，称它是“共产主义”，译成中文即“分享财产”。
“你为何要关心电表是从哪里来的？你要买就买，不买就拉倒。”那青年不客气地说。
我犹豫一下，考虑着是否我真要买这种赃物。
“我可以为你安装好。”他说。
“你要我多少工钱？”我问他。
“我本来不该收你费用，因为你对我们都很客气。但我的工资很少，我需要一些额外的钱花用。六元是否太多了些？”他问我。
我看着眼前这样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虽然营养不良，衣衫褴褛，但看样子倒很精明。我认为他也和我们一样，只是这种极左制度的受害者。要是在另一种环境里，有机会争取到较优裕的生活，他也可能成为一个有教养的青年。他带着恳求的服光看着我。我说：“我同意付六元。”
阿姨对朱家的种种表现表示十分愤怒，她责怪我对待朱家的态度太“软弱”。她预计朱家以后会利用我。她还表示，“你不了解他们这种人。”
朱太太的孙子是个淘气好动的六岁男孩，在等着上小学。他因为过分被溺爱，因此不懂礼貌，每天要几次上楼来溜入我的房间。特别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会开我的抽屉，看到好奇的东西便随便乱动。有时，我散步回家，看见他在用我的笔和纸画图画。又有一次他带了个皮球上来，在我刷清了的墙壁上打球。经常他在我房间里进进出出，使劲高声大叫。当阿姨烧菜时，他就随便把菜捞来吃。阿姨将找回的零钱放在桌上。但等这孩子进来后，这些零钱便不见了。我曾几次向朱太太提及有关这孩子的事，但她总是说，“我叫他不要上楼，但我管不了他。我要承担全部家务，还要烧饭。”
有天早晨，我打开房门，听到有人在扶梯底层打呵欠。往下一望，看见朱太太那个失业的儿子从床上起身。原来在夜里，当我们大家睡觉时，朱家占用了门厅，将它当卧室，把一只床搭在靠近他们那一边。但另有一只小桌和小椅子却靠在我这边。中间留一条小过道通往门口。另外他们还占用了扶梯以下几级。放了几个布袋。我叫阿姨来看看下面发生的情况。她立即要下楼去和朱太太吵架，被我阻止了。
早餐后，我到房管所去了。
“我是太原路一号的居民。”我告诉那个坐在写字台后面的人。
“我知道你是谁，我认识你的。”他说。
“对不起，我请问你一下。你能否告诉我你们房管所共分配给我多少面积房子？”
“楼上的房间都是分配给你的。”他说。
“楼下入口处的门厅怎么样？”
“楼下门厅和花园都是一半，你所付的房租包括一半门厅及半个花园。”
我向他道谢之后就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