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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106)

“原总书记邓小平也已平反了,这几天就要见报了,他将出任总理的助手,可能总理要他继任自己的职位。但江青一伙,却要从他们自己的人中挑一个来接替周总理。”

“那毛圭席呢?他不出来作个决定?”

“他会的。但他能否做出正确的决定?他现在也病得很重。听说,江青已把他架空了,不让任何其他国家领导人接近他。现在正是个多变的时期。我虽说是个演员,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政治学习班或去公社劳动,根本没有演出机会。我只觉得,自己的一生,已彻彻底底给浪费了。”

“我对文化革命还是一点不了解。几天前,席给我看过一些红卫兵的传单,我对它们很感兴趣,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我问他。

“我家里有一些,也许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没有经过审查,其中许多是有关党内争夺领导权的内幕。当然,红卫兵出版这种传单,目的仅为着揭露‘走资派’而已,但无意中却揭露了整个领导机构,有的口头传说远比传单上的严重,只是你没有机会听到。但这些传单的主要内容,不过是偏激的革命内容而已。我可把最有趣味的一些给你整理出来。”

孔向我告辞了,我陪他走到扶梯口,一块石灰从天花板上脱落下来。“为何席不把这房子粉刷一下?”他问。

“钱不够。他们只发还我五千块办理这一切。”

“你可向上级多要点钱。现在形势稍为缓和一点,这是个好机会,或许再过几个月又要变了。”

“那经管我存款的领导会否借机来训斥我或辱骂我?”我说,“我宁可向弟弟借钱,也不愿去与经管我钱的造反派打交道。”

“好,下周六我带两个朋友来给你粉刷墙壁。”孔提议。

“不行。我不能让你那样做。”

“我们和曼萍是朋友,我们有责任帮助你。”

“那我该怎么谢你呢?还有其他人,我根本不认识他们。”

“可能有一天,他们会求你帮助某事。至于我,多年来承蒙你的盛情款待,现在,应当为你办些事以表谢意。”

于是只花了十五块钱买了涂料,孔和其他两个电影厂青年,使用从厂里借来的工具和梯子,把两个房间、凉台及走道,都粉刷一新。他们告诉我,每个单位的人员都可借用公家的工具做私活,只要物归原主就是了。这已成为习惯了。孔还带给我一大堆红卫兵传单。

席的母亲代我找到一位妇科吴医生,她答应为我检查。她告诉我,吴医生是解放前从协和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有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现在在接替郭缕医师位置,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妇科主任。

“吴医生,是我一个朋友的女儿的友人,逢周四在门诊部就诊,以解答一些青年医生不能诊断的疑难杂症。她约你下周四去就诊。为了避免与门诊部的青年医生打交道,我朋友的女儿特地请了假陪你去。”

“这不好。我不愿让她请上一天假陪着我,我自己一个人去好了。”

“她还想认识你。我告诉她,你是英国留学的,她十分希望在你身体康复后能教她英文。”

我觉得自己也在一步一步被卷入这个“后门”的罗网了。但我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假如我要循规蹈矩的话,非但得大清早去排队,而且还遇不上吴医生那样的高级医师。

周四我去看吴医生了,她认为我不是癌症,只是内分泌极度紊乱,“可能是长期的压抑与反常的生活所致”。她用如此有礼的语言来隐喻我的被长期囚禁。她建议我索性切除子宫以代替长期的治疗。因为后者可能要经过比较长一段治疗过程,恐怕医院工作会受政治牵连,说不定何时又会有变故。看来,她与孔一样,也时刻准备着在政治上会继续有反复斗争,而认为目前的平稳,不过只是暴风雨之间的间歇罢了。

一周后我顺利地动了次手术。躺在挤着二十五个病人的病房里,住了三个礼拜医院。有些人患癌症,各床位之间的间隔只一英尺宽,她们瘦骨伶仃的身子及痛苦的呻吟声,令人压抑凄侧,与我在看守所的感觉一样。真的,当我刚从麻醉醒来后,一度以为我回到了监狱医院。

在住院期间我接到了银行通知,说我的外汇存款已解冻了,经济上的宽裕,令我行动做事方便不少。我补送了一份结婚礼物给席,并邀她丈夫和孩子一起来上海度春节。

出院以后,又去装了假牙。刚开始把它们安进嘴里,可真不习惯,实在忍受不住,就下意识立即把假牙取出来,这简直像嘴里塞进两只大盆子似的,令我透不过气。牙医告诉我,晚上可以脱下来放松一下。但我还是决定二十四小时都把假牙戴着,这样可以加快我的适应过程以缩短受罪的时间。在晚上因感觉不适而不能入眠时,我就吞服安眠药。

现在,我已有足够的金钱来改善居住环境了。我在后扶梯安了一扇门,把楼上浴室里的器皿搬到下面的餐具储藏室去,再在原先的浴室之处装了水斗和煤气灶。这是由房管所派了三个工人来做的,我付给他们费用。由于孔与他朋友帮忙,我才买到那水斗。做后门的木料及铺浴室的瓷砖,都是通过“后门”弄来的。

那几个工人因房管所有固定工资,因此不能再接受额外工作的报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工作劲头会鼓不起来,仅仅是敷衍了事,不顾质量,并拖延施工,但我不能再付钱给他们,这是违法的。为了鼓励他们把活计做得又快又好,我只好提高他们的“待遇”,所谓“待遇”,包括高级香烟,丰盛的菜肴加上啤酒、黄酒。孔、阿姨及其他朋友,帮我在各处排队开“后门”买些紧俏商品。待这项工程结束后,我再送给三个青年人每人一份礼物,并告诉他们我打算在门厅里筑上一堵墙,把它一隔为二,但买不到砖头。因为他们也都没有买砖头的“后门”,但他们愿意在我弄到砖头后,在下班后帮我砌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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