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种酷刑
有关弟弟的那段小插曲过后，审问员继续对我查讯了其他亲戚友人的情况，这个过程大约花了七个多月，一直持续到一九六九年年底。以后，我不再被提审了。我等呵等的，一个月又一个月地等着。我对看守说，我要求见审问员。
“你要对他说些什么呢？”那看守问。
“我要问到底什么时候才给我解决问题。”
“他不可能为你解决问题。他只能审问你，收集你的材料。至于结论，政府会给你作的。”
“那末什么时候政府可以作出结论呢？我来这里已呆了好久了，身体又不好。我需要看病治疗。”我说。
“你这样已挺不错了。我们给你药，还给你供应特殊伙食。”
“我身体不好，我的健康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最近又出了几次血，牙龈作疼。且磺胺消炎片吃多了，对肾脏有害。你知道，我现在只留有一个肾脏，在我动切除手术时，医生警告我不要服太多磺胺剂。”
看守沉吟了一下，说：“这完全是你自身造成的。如果你拒不交代，就得呆在这里。”
“我又没做什么错事，要我交代什么？审问员已审查了我全部生活经历，还有我和我亲戚朋友的关系，现在政府应该对我有了个全面的了解。怎么还会认为我是有罪呢？”由于愤慨和无望，我的嗓音不觉高了起来，但那看守只是把小窗一关，转身就走了。
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审问，我曾以为上面在对我的生活及政历全盘审查后，可能会将我释放，现在看来，依旧是困难重重。那看守不是说了，问题要由政府来解决吗？这提醒了我，因为还是有的政府干部的一贯工作方法。但我还弄不明白，不知我的问题得由哪一级权力机关来解决，又为什么竟拖沓了这么长时间。如果我过去不是太乐观的话，就不致会像现在这般失望了。我的心绪，重薪陷入低沉阴郁之中。
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零年，我所遭受的痛苦是无法想象的，那几个月的生活，实令我不堪回首。在那严寒冰锁，冷风飕飕的日子里，再加上肉体的病痛，我自己都奇怪，究竟是怎样活下来了。一天我要求看守买一块肥皂，她却给我一块发不出泡沫的劣质肥皂。并跟我说，每人每月只能配给一块肥皂。
我因为出血，经常要洗涤内衣裤，所以就要求看守多配给一些，看守发火了，大声嚷嚷着：“你什么时候才能改变那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每月配给你一块肥皂已经蛮优待了，有些地区的居民，每月每户也只配到一块。”
那种用稻草打成浆制成的粗手纸也停止供给了，代用的是用旧报纸、破布及烂绳等打浆制出的更粗更硬的手纸，那种硬得像纸板一样的呈灰黯色的粗劣手纸上，还能清晰地找到这些旧纸、破布、烂绳的原来面目。就是这种手纸的代用品，也得每月定量供应。已批准我购买的鱼肝油和维他命丸，也经常买不到。盖在饭上面的肉，只能说是一小块肉油膘。供应的不足及缺乏，看来连看守本人也受影响了。许多人都消瘦了，包括那个总是精力充沛，昂首阔步的军人看守，看着也沉默和消瘦了一些。这些都清楚地说明，我们的国家又一次遭受到经济的破产，这是每次政治运动后必然的结果。报上刊发着农民自动要求减少他们微薄口粮定量的消息，农村党支部则提出要增交公粮。这是自六十年代初大跃进失败以来，出现的第二次饥荒和供应紧张。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报上还报道了许多关于一些先进人物努力增产，并减少自己本身对粮食及商品的消耗和需求的事迹。但上海的《解放日报》上，每天仍旧约有一半版面批判“走资派”的文章，他们同时也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当时，这些报道的内容都集中论述毛泽东的关于“人民战争的军事学说”，以驳斥资本主义那套强调军事技能和武器作用的谬论。那两位被打倒并在遭批判的军事领导，是前国防部长彭德怀和前公安部长罗瑞卿。他们被作为重点打击对象。每天，报上刊载的有关批判这两人的文章，通过扩音机向我们广播。他们批判这两位军事领导者强调取得战争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先进的武器，而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因为这两人早在几年前就被撤职，并交给红卫兵及造反派对其加以迫害了，因此这种对他们的继续批判，仅仅是说明当时其他共产党军队领导人，也持有与他们同样的观点而已。
持久不断的折磨和隔绝与人的交往，可怕地侵蚀着我的思维能力。隔离审查，深切地令我觉得自己意志在日益消沉。因为缺乏肥皂及手纸，我无法保证身体的洁净，这也令我暮气沉沉，打不起精神。即使报上时有关于共产党及军事领导之间不同观点分歧乃至尖锐的争辩，也已无法刺激我。我每天坐在木板床上，倚着卷起的铺盖，整天昏昏欲睡，感觉万分疲劳，已病歪歪得不想动弹了。
到初春时分，我又因肺炎被送入监狱医院。那次我恢复得很慢，待回到看守所时，已是五月一日了。天气已转暖。虽然生活条件变得更艰苦，但温暖的气候，多少令人感到好受一些了。我觉得自己，又一次经历了一场生死搏斗，从死神的魔爪中挣扎出来，又活下来了。一天，风和日丽，我被允许外出放风，发现墙边的那棵法国梧桐，已覆着一层嫩绿的新叶了。我感谢上帝赐给我们生命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