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讲道理。首先，你们是否肯定，中山纪念堂前挂有国民党的旗帜？假如国民党离开南京后，那边已没有国民党旗了，那么，我们怎么还有可能在它面前摄影呢？其次，就假定那边确实有一面国民党旗，也假定你们的说法，即我是为了在国民党回来时向他们表忠也成立的话，那么，国民党是否仅仅就因为我的这么一张照片，就相信了我对他们的忠诚？国民党的军官也不是蠢货，他们难道不会怀疑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和我丈夫在一九四九年，是选择了留下来而不随他们去台湾的。”我说。
“他们会信任你的，因为你是个国民党特务。”那年轻人申明。
“假若真的我是国民党特务，就没有必要向他们证实我对他们的忠心了。你们自己都矛盾百出了。”
那两个北京人同声大吼道：“你必须老实交代，你和你弟弟曾在南京中山纪念堂国民党的旗子前留过影。”
“那请你们去问问我弟弟们及弟妇们，他们会告诉你有没有这回事的。我们从未去过南京中山纪念堂。”
“我们已去问过你那在北京外贸学院的弟弟了。开始他也一口否认，但经过造反派帮助，他认清该走的路。现在他已作了全面交代了，他说是你发起去中山纪念堂的。他还说，用的还是你的相机，你在上海冲印了照片寄给他的。你还敢抵赖？”那青年人大声叫嚣着。
我只觉得当头一棒。当然，一切都是胡编乱造。我不知道那些极左分子，到底如何折腾我那可怜的弟弟，而使他发出如此违心之言。不过，我想象得出他已受到的非人的待遇。
为了应付这一异常棘手之事，我只得求助于毛泽东语录。我高高举着它，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路要一步一步地走。希望你们按照他的指示办事，请你们亲自去南京中山纪念堂看看。中山纪念堂是由南京市政府一个部门管理的，也有许多外宾到那里参观。国民党离开南京已这么多年了，那里绝对不可能会有国民党的旗子。你们自己亲眼去看看。假如你们看见了它，再回过来惩罚我也来得及。我又逃不了。”
那两个北京人只是干瞪着我，而那个审问员一挺身站起来，说：“你现在可以回囚室去，把你的问题再考虑一下。”
我想可能最后他也承认我所说的是合乎逻辑推理的。解决这个疑问的唯一办法，就是叫那两个人亲眼去中山纪念堂看看。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如果他们在中山纪念堂没有发现国民党的旗子，他们会回北京去汇报的。可能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一连好几个星期，他们都没再回来找我。
整个文化革命中，造反派花了不少公家的钱四处外出“调查”阶级敌人的罪行，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游山玩水，寻亲探友，不少人故意拖延着出差期限，以便游遍各处的风景区。因为上海，是中国人最向往的购物城市，所以造反派都希望到上海来转转。那两个北京人来上海时，肯定路过南京的，我想他们是不会愿意先去南京核实一下中山堂前究竟有无国民党旗子，因为假如他们事先就发现那边根本就没有那国民党旗子，便只能动身返回北京，而失却了来上海的机会了。因此每次他们至多对我审讯两个小时，如是，其余时间他们就可自由活动了。因为他们的旅差费及住宿费，都由他们单位的革委会来支付，听任他们可以在上海优哉游哉地享用。而这些外出旅游的机会，往往分配给比较积极的造反派，以鼓励他们对极左领导的忠心耿耿。
我一人呆在牢房里，反复地回忆着这个意外的小插曲。开始我是有点生气的，怎么我的亲弟弟也会屈从于他们的压力之下？但我一想到自五十年代初来，他所遭到的种种厄运及文化革命中受到的残酷迫害，我也就心平气和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他的不幸的同情和怜悯。我只好想象这是由于那些造反派头脑发热了，为了要深挖出大量国民党的追随者而编造这么一段，并强迫我弟弟承认交代。他们在事先已搅乱和摧残了我弟弟的分析能力。因为一般地讲，我弟弟为人既非愚笨也不属于奸诈之辈。
我弟弟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受共产党邀请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留学英美的青年经济学家之一。当时他们都在做研究工作。回来后，他以经济学专家的身份在外贸部工作。他的工作是分析编写世界各地的经济概况，享有较高的地位和优厚的待遇。然而不久就发现，虽然他的工作很受外贸部技术部门的专家及他们在海外的分支机构重视，但不能令当局满意。所以他所在单位的共产党书记开始对他从生活和工作上加以控制。因为他所写的报告不能配合当时的宣传路线，即预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来临。这些年来的境遇，令我弟弟一直郁郁不欢。在学术上，他置身于他所了解的事实真相和当局为了配合政策实施要他讲的违心之言的夹缝之中，左右为难。他变得沉默寡言了，难得脸露笑容。看来，他工作上再努力尽心，也是徒然。除非他与讲大话之辈同流合污。他的党委书记总是对他施加压力，他们之间关系日益恶化。一次那个书记就当面训斥他：“我再不能允许这些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大唱颂词的报告，从我们这个机构发送出去。你如果再这样写，就是反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