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雨了，既不是冬天那种刺骨寒碜的阴雨，也不是暑天里电光闪闪的雷雨，而是那种烟雾蒙蒙的涓涓细雨，它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大地，唤醒了沉酣的绿原。它告诉人们，大地春回。我最喜欢一场春雨过后，大地散发出的那阵芬芳之气，它带来了新的希望，意味着潋滟芳馨的鲜花和萋萋幽幽的碧草。冬天向我道别了。稍为好转的伙食、维他命丸及看守态度的改善，令我感到处境在转危为安。我为自己能战胜迫害而存活下来而欣慰、乐观。对前景我已不像过去那般忧郁了。
这种舒畅的心理感受一直维持到第二天，当我又被召去审讯时，我精神抖擞地跟着看守走了。这次唯有那个青工与那衣冠楚楚的青年坐在高台后面。
我进入审问室后，看守就把门关了。那青工向毛泽东画像挥挥手，我鞠了躬。他要我读下面这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你爱英国胜过中国吗？”他问。
“我是中国公民，自然更爱中国。”我回答。
“假如我们不涉及‘公民’这个词，你还是更爱中国？”
“我血管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当然我更爱中国。我一直是个爱国的中国人。”
“一九四零年你在美国？”
“是的，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
“你在那里演讲过吗？”
“是的，我作了几个有关日军侵华的讲座。”
“我占有材料，证明你曾在那里做过颂扬英国战绩的报告，你是在纽约电台演播的。你燕京大学的朋友听到了你的演播，现在他们对此作了交代，并提供了我们这些材料。可能你还在其他地方作过这方面的演讲。在你回到重庆后，在国民党电台里也做过宣传。你声称英帝国主义为英雄，他们在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前绝不投降。是否是英国政府授意你为他们作宣传的？是否在一九四零年，你已被他们召募入伍了？回答！”
“我自英国搭乘英国客轮去纽约，众多旅客在电台节目中联谊会见。那些会见者问及我有关英国的问题，自然我就如实作答了。”我说。
“你为英国人作宣传。”
“二次大战时，中英是同盟国。”
“那不是在一九四零年。那时候，英国还协助日本人呢。你所做的一切说明，自一九四零年来，你已经是个英国特务了。”
“胡说。我当时不过只是一个深为英国人抵抗希特勒企图征服整个欧洲的野心，而孤军作战，付出代价和毅力所感动的一个中国旅游者两已。”
“谁会相信你这一套。你那时就是一个英帝国主义宣传机构的应声虫，我们认为你爱英国要胜过中国。”
“你要这么想也就只能随你。但你必须要有证据来证实对我的控告是成立的。”
“会有证据的。我们会证实你并不爱国，不过只是借此来掩盖你的罪行。”
他从桌子里拿出一只小小的深棕色的文件夹开始翻阅着，我只能看到文件夹的背部。我很纳闷，他这么聚精会神地到底在看什么。突然他一下子把文件夹转过来对着我，我看见里面夹着一张黑白照片。那是五十年代初，我和一位瑞士朋友，在上海法国夜总会跳舞时照的。当时法国夜总会尚未停止对外营业，有个失业的摄影师为夜总会的客人摄了许多镜头，以每张一元钱的价格出售，为了帮助这个失业者，我们都买下了这类照片。在红卫兵抄家时，他们大约也带走了我的影集。我那位瑞士朋友的舞艺很是高超，会跳好几种花色舞步，照片上，他正在教我跳一种新的舞步，我俩都在开怀大笑。
“你能说，这就叫爱国吗？”那青年神情严正地说着，好像我被人勾引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似的。
“跳舞和爱国主义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真的有点糊涂了。
“你和一个外国人跳舞，而且你看上去，好像兴高采烈的，那就证实你并不爱国。”
“和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他这种攻击可真把我吓了一跳。不过我立刻镇静下来了，忖思着怎样与他争辩才能使我自己转为优势。我接下去说：“我不知道，与外国人跳舞就是不爱国。但你是个英明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造反派，我一定接受上级的批判。但是，即使你认为我是不爱国，我这个人还是有那么一点利用价值的。这对我来说，还是很荣幸的。”
“什么利用价值？”
“哎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和外国入跳舞是不爱国的。那么我与瑞士朋友一起跳舞，不就是在促使他这个瑞士人不爱国了吗？因为对他来说，我也是个外国人呀。假如我能用跳舞这种轻而易举的活动而令他人可以不爱国，那不是证明我还是很有利用价值的吗？假如行得通的话，你们只需把我送出去，和世界上与中国为敌的外国人跳舞，令他们都不再爱国了，这样就可以不费一粒子弹，把他们全部解决掉，还有什么比这个办法更灵呢？”我按捺不住内心涌起的得意，激动得最后几个字都吞吐不清了。
那青年满脸铁青，只见他脸色一沉，指着审问室的门暴跳如雷：“滚出去。我要把你枪毙了！”
他恼羞成怒地步步向我逼来，我赶忙离开了审问室。但走廊里不见那要押我回囚室的看守，我只好在一边等着，一边极力克制着自己会笑出来。我想在这种不通人性的地方纵声大笑是不合适，也不慎重的。他们或许会真的以为我是疯了，从而堂而皇之，名正言顺地把我往精神病院一送。
然而，嘲讽任何富有权力的上级，总归是不合算的。到了次日，我算彻底明了这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