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代你丈夫参加英国特务组织的经过。”那审问员说。
“你这么说，我就无法回答你了。”
“你很谨慎，是吗？帝国主义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你还顽抗。”那审问员说。
那位老工人说：“你先回答审问员提出的问题。有关英国特务组织的问题，我们现在暂且不提。”
“完全正确！经过调查研究才可以下结论嘛。这也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他说过：‘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对他们说。
那审问员又拍着桌子大吼着：“轮得上你来教训我们？你太嚣张了，你忘了你是个犯人，而我们是代表人民政府的。”
“希望人民政府的代表讲道理，遵守法律，把我的问题调查清楚。”我说。
“这正是我们要着手做的，但你不交代。”
“我不能做不负责任的假交代。我不相信一个不符事实的交代会对政府和他人有价值，它只会增添混乱。我没做过任何违法的事，我要讲事实真相。假若我说谎隐瞒什么，你们可以对我严加惩办。你们假如同意的话，可以给我一张纸，我情愿签字为证。”我说。那记录员和审问员商量了几句后，就递给我一张纸。我走到写字台前写道：“我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也是个守法的公民。我从未做过反对人民政府的事。假如政府查出我曾试图向全国任何人窃取秘密情报，我愿承担死刑。假如调查结果，证明我的确无罪，那么人民政府必须给我彻底澄清事实，登报声明，向我道歉，恢复名誉。”
我签好名，写上当天日期，然后交给审问员。他自己看了一下，再传给其他人看。那老工人拿出老花眼镜擦了擦，戴上后也看了看那纸条，一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他指了指那张犯人的专座，对我说：“坐下！坐下来！”
那青年工人和军人，却拒看我的保证书。那个青工冷言说道：“你就像个玩‘沙蟹’的家伙那样，摆出一副虚张声势的吓人架势。”
审问员把我的保证书交给记录员，由他放入文件夹里。
“你丈夫是怎样当上亚细亚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的？”审问员问。
“亚细亚在二次大战后制定的一项政策，就是必须在开设分公司的所在国，聘任一位当地国籍的总经理。”我告诉他们。
“是否他们认为，像你丈夫那样的中国人，比英国总经理容易获得更多的情报？”他问。
“我丈夫当总经理比英国经理适合的唯一优点，就是他识中文。当他和中国政府进出口公司的代表进行谈判时，不需要用翻译。”我告诉他说。
“你丈夫曾几次往返香港，你们俩还在一九五六年到过英国及欧洲。”那审问员说，“我们对你俩去欧洲很重视，因为我们了解，你们在英国特务组织总部接受过任务。”
“你这是胡说。我们去伦敦，是去与亚细亚总公司联系业务，然后我们去了荷兰首都海牙的分公司，因为亚细亚公司总公司的分部就设在那里。我丈夫和那里的董事讨论了有关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计划。北京进出口公司和化工公司，都迫切要求他去那里联系，他们要向亚细亚公司定购许多货。中英贸易前景似很有希望，许多英国专家被聘来中国帮助进行研究工作。但我们回来不久，反右就开始了，后来又是大跃进，于是一切都搁起来了。北京领导太忙，无暇再对这一切事作出决策。已启程来中国亚细亚公司的专家，不得不中途打回票。于是我们无法再进一步开展工作了。”我告诉他们。
“你是怎样弄到护照的？谁批准你去欧洲？一般说来，以私人身份是不准出国的。”那审问员说。
“我丈夫是向上海外事处申请护照的。我们能批准，可能是因为政府认为他的出访对中国有利。”我说。
我记得当北京进出口公司邀请我丈夫去讨论有关向亚细亚公司购买灭虫剂及化肥时，我曾伴他一起去北京。那时节正逢毛泽东意欲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以证明一九五五年成立的农业合作化的初级形式农业合作社的优越性。在我们回上海的前一天，当我丈夫最后再去进出口公司联系时，那位与我们进行了一星期顺利谈判的负责人告诉我丈夫，说我们的护照已批下来了，我们可向上海外事处联系。然后，他又很慎重地对我们说：“你们的护照是总理亲自批准的。”一般情况下一个党员干部对我丈夫这样一个党外人士谈话时，总是把涉及范围缩小到最低限度，越简单越好。我们想这次他所以要特别点明我们的访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是鼓励我丈夫尽力向伦敦亚细亚公司争得北京进出口公司所需要的全部物资。
那审问员曾经强调我们去伦敦，是“访问”英国特务组织总部，并去接受任务的。假如事实真是如此，而我也被迫作了交代的话，那么周总理亲自为我们签批护照这一事实，就是说得轻一点的话，也等于支持了特务活动。极左派难道在怀疑周总理？我看完全不可能，也是不合情理的。但对刘少奇的批判，不也是同样不可理解不合情理的吗？那审问员曾说过，他要我交代，是因为其他人也与本案有关，他还讲过，有“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其他领导人。他是否将周总理也包括在内了？我只能猜测，但我想我永远也得不出答案。但我却是未曾想到，林彪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竟要排挤周恩来。每个中国人都知悉，江青痛恨周恩来，林彪可能认为，周总理是实现他自己野心的障碍。
审问员的声音，又把我的思路扯回到审问室。他在对我说：“你们出访英国，对中国政府没有起啥积极的作用。”
“我丈夫在北京听接见他的领导讲，要是他能向亚细亚购得中国所需要的物资，就是为中国服务了。他们还说与外国通商对中国是有利的。”我说。
“那是党内走资派制定的策略，是违反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的。”审问员说。
“你们不能要求我们党外人士什么都能知晓。对我个人和我丈夫来说，人民政府和代表人民政府的干部，都是应当信任和服从的。”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