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喇叭又开始号叫了。两个看守相继来到我的小窗洞前，以检查我是否在收听广播。话筒里又公布了一批下午判决的犯人名单。其中有一个宣布为死刑，“立即执行”。那号码与我同住的那个女人的号码一样。喇叭里称她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特务，在群众中“隐藏了几年”，但在文革中被红卫兵及造反派揭发出来。说他们给她提供机会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但她不肯交代，妄图蒙混过关。现在，她的下场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将她“砸得稀巴烂”。
开始我的心陡地沉了一下；因为每次宣布死刑总是很可怖的。可是在不经心抬头之际，我瞥见窥孔后，还有一只眼睛在窥审着我。倏地，一个念头在我心中忽闪而过：那女人既非特务，也根本没人指控她为特务，假如我现在表现出紧张或恐惧之情，那些家伙就会当真以为我犯罪了。我泰然地望着牢门，随便、自然地倚靠在被铺上，表现出一副正在集中思想收听的神情。
扩音机关上后，那看守打开小窗把我叫过去。
“你听到宣布的死刑吗？”她问我。
“听到了。”
“你是怎么想的？”
“因为她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她罪有应得。”我信口说着。
“你得把你自己联系起来好好考虑一下。”那看守向我指出。
“我看没必要联系，她是个真正的特务。可我不是。我等待政府给我澄清甄别。”我回答。
“你一点不老实。”她说。
“恰恰相反，还有什么比相信人民政府更老实？”我反驳着。
她将小窗关上，但仍在窥孔里张望着。我拎起一本“毛选”，身子也不挪动一下，就静静地看我自己的书了。
睡觉时间快到了，那军人女看守打开了牢门，一个劳改的女青年进来，把那同室囚犯的东西收拾好，再重新将那张床叠起来，然后拿着东西就走了。这说明那个女人还活着。那样的隆冬之夜，如果她不想被冻僵的话，一定需要棉被，所以她们必得替她取回去。
我想看守一定很信得过她，所以才分配给她这个任务来引我上钩，她肯定属于那种懦弱无能的人。她们一定应诺她，如果能在我这里抓到些什么错误言论，就可以对她作出一些宽大处理。但她失败了。因此他们只得改变手法，佯称将她判了死刑，以此再对我恐吓威胁。
劳改女青年离开后，那军人女看守就进来了。
“站起来！”她在离我约一尺之地立定，对我大吼一声。
我刚站起来，她就抽了我一个耳光，痛得我眼泪都要出来了，但我竭力不让它们掉下来。我只是两眼漠视着前方站立着，只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更激怒了她，又是一个耳光，还用皮靴猛踢我的大腿。“给我站着不许动，你不会有好下场的！你很聪明，是吗？帝国主义者把你训练得很能干，是吗？但你是逃不掉的，无产阶级要消灭你。站那儿！”
她把门一摔，上了锁，噔瞪地踏着步子走掉了。
夜班看守上班了，按常例，一一检查了各间囚房，待轮到我这间时；问：“怎么还站这里？”
“我被罚了。”
“哪个？日班的看守？”
“不，是另一个。”
“别胡思乱想了，快睡吧。”
看来，她好像不了解情况，可能她对给我设圈套之举并不知晓，那或许只是看守所里那些激进分子所想出来的。
“我永远也弄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我自言着。但我很高兴，总算不用站上一夜了。
我的脚踝上给踢了一脚。因为那里棉裤遮盖不到，因此伤口比较严重，皮给踢破了，伤口突突地直作疼。我脚上的羊毛袜不太干净，另外仅有的一双还晾着未干，我担心伤口会感染。“怎么办呢？”我问自己。我根本无法在这一无所有的牢房里，找到可以用以处理疮口的代用品。忽地，我的目光触到了那支牙膏。我想牙膏有点消毒的作用，因此，我就在伤口上涂上厚厚的一层牙膏，再在上面覆盖着一方从旧衬衫上撕下来的布，用仅剩的一块手帕将伤口扎好。
整整一晚，那阵阵作痛的脚脖子，折磨得我无法安睡，我好几次从梦中惊觉，不是梦见自己成了个无法行走的跛子，便是在梦中又受那个女看守的踢打。
饥寒交迫的煎熬，无望的等待，对自由的渴求，还有对女儿魂牵魄系的思念，以及来自那女看守不堪的侮辱，如此种种，令我悲愤不已。但待次日早上起身时，我已不再感到郁郁寡欢，而只觉得体内积压着什么几乎就要炸裂了。目前，对我来说，那些讲文明的美德，如仁慈、宽容乃至一点点的幽默，都成为我渴求不到的一种奢侈了。那些极左分子煞费心计地在耍诡计，以置我予死地，但我不能束手待毙，我也要想方设法拿出我的对策。
虽因睡眠不足而觉得有点疲乏，但我的思路还是清醒敏锐的。脚脖子肿胀得疼痛难熬，我还是不停地在囚室里来回踱步，按捺不住地想再次向这批极左分子挑起一场交锋。那些家伙在我的身上，我的友人及其他受害者的身上所干下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令我越想越觉不平。我就是要报复！
忽地牢门开启了，似是上帝此时来临，满足我的渴求，赐给我一个交锋的机会。“出来受审！”一男看守大声喝叫着。
我拿起语录本转身就走，一跛一瘸地跟着走得飞快。
喇叭里正在播放《人民日报》社论，解释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在我跟着看守穿过楼面时，一路上，都是播音员那敬畏虔诚的嗓音，在诵颂毛泽东的言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毛泽东的威严的权力，就像一条严严实实地紧裹着中华大地的毯子，铺天盖地，一处不漏。我暗暗提醒自己要谨慎小心，万万不可流露出任何会被认为是反毛反党及反政府的言论，否则，便会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样，这些极左分子就会在我身上捞到稻草了。我给自己定下一个策略，就是坚持批评主办我案子的干部，没有按毛泽东的政策办事，而这些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必要时，我可以说些违心之言，即使我不赞成毛泽东，但也要表示出我是支持他的，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为了求得生存，天天都是这样装着假。我再告诫自己，仅仅与他们对抗还不行，一定要智斗巧斗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