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我走到牢门边使劲叫着。
“什么事？”看守慢吞吞地踱到我门口，懒洋洋地说，“跟你说过几次了，不要大声叫喊。”
“还得等多久政府才会调查我的案子？把一个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是犯法的，也是违反毛主席的教导的。”其实在他的四卷著作里，从未提过这方面的话。但我确认这些半文盲看守根本不会全面读过毛泽东著作。
“嘘！不要大声喧哗。国家会依次处理你的案件，监狱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但我在这里已呆了很久了，我要求见审问员。”我故意放开喉咙说。
“轻点！你不能大声喧哗。审问员很忙。”其实我很清楚，根本没有审问员在工作，她也明知我了解这一情况，但大家只是心照不宣。
周围是一片反常的肃静，我们的声音传遍大楼四角。我知道，其他犯人都在倾听着我们的对话，因为这是她们唯一的消遣。我也深知，当她们听见有犯人在向看守挑衅时，会觉得高兴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这样做，我会觉得，在精神上，我与她们已结合在一起了，从而不再感到是孤单一人。这种无言的共鸣鼓励了我。虽然我会因为大声叫嚷而觉得疲乏，但我仍坚持鼓足精神。
“我是无罪的，我从未犯过罪，我从未做过反人民反政府的事。你们无权囚禁一个守法的公民！我要求恢复名誉，要求向我赔礼道歉！”我放开喉咙呼喊着。
“你疯了？安静点。”看守火冒三丈地吆喝着。
“我没疯，那将我送进监狱的人才是疯子。”
“你捣乱要受罚的。”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响过，另一个看守来帮腔了。他说：“你现在进行捣乱，就是犯罪！”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摆事实，讲道理，’我是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是无罪的。我没有犯罪。”我高声争辩着。
“出来！”
那青年看守打开牢门，把我押到监狱大楼那头的一间房里，这样，我们的争辩声不致会传到别的犯人那里。有时当我实在感到疲惫不堪之时，就只能作些让步而停止开口。但也有时，我的持久力已超过看守们的忍耐心了，这时，她们就用暴力来制服我，拳打脚踢的。她们叫我为“疯老婆子”。她们也常因为我的“疯病”而头疼。但她们却从未了解我向他们寻事挑衅的真正目的。在我囚禁的六年半里，每当由于过度的焦虑而折磨得无法食眠时，我便会借故向看守们挑起争端，渲泄一通！
虽然因此我的手臂被扭得青肿疼痛，双腿被大皮靴踢得伤痕累累，但在与看守的争端之际，我从中体会到一种富有幽默性的快感，心情也就会平静下来。但慢慢的，情绪又会重新变得焦灼不宁，我渴求着与人交往，即便与看守争端闹矛盾，也比彻底与他人隔绝要好受一点。另外，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品格。我的许多友人，在文化革命中，就是仗此战胜了红卫兵和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活下来了。对我个人来说，也只有以积极的抗争，作为兴奋剂来激励自己的意志。
八月六日，是个特别闷热的暑天，报纸迟迟没来。只听到那送报纸的男看守跟值班看守在说：“今天有重要新闻！”究竟是什么新闻呢？但我只有等到临睡前，才能读到报纸。
那天的报纸头版是套红特大号的横贯整个版面的标题，报道了毛泽东送了一篮芒果给进驻清华大学领导学生革命的工农代表。这篮芒果，原是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送给毛泽东的礼物。那些工农代表收到芒果后，受宠若惊。欣喜若狂。他们高呼口号，激动得热泪盈眶，高唱毛泽东的语录歌以表示对领袖的忠诚。
虽然我并不知道，就在几天以前，毛泽东曾在北京召见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否认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红司令”关系，并批评了他们的强横行为。但我认为毛泽东公开把芒果送给工农代表，有其重要的政治意义。他将工农代表派驻进以好斗、野蛮的红卫兵组织而闻名的有名学府清华大学，为的是去抑制那里的青年造反派。向工农送礼而不向红卫兵送礼，这无疑是给清华大学红卫兵一个显然的警告，无非是耍他们坚守纪律，接受工人阶级对他们的疏导。
在以后几天，报纸都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全国各地组织“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情况，刊发着他们进驻各大学及其他学校的照片。虽然名为“工人农民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其实里面没有农民，只有少数工人。主要成员还是复员军人及极左分子认为是忠诚心腹的共产党干部，像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及国防部长林彪等一类的。
当左派分子控制住红卫兵之后，北京政府的上级领导继续努力组织省级及市级的革命委员会，并向他们指派了新的头头。报上常见发表文章，表示要从速建立这种机构，以大好形势迎接第九次党代会的召开。我认为，这是大权已在手的极左派，迫切企求谋得领导地位，从而被选为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以避免失去已掌有的大权。
时光渐渐过去，又是秋天了，每下一次雨，气温就往下跌几度，我仍坚持以锻炼脑力、体力为养生之道。但我的健康状况，还是在迅速地恶化。一种新的症兆给我打击很大：我每次行经时总要大量出血，而且间隔越来越短，后来逐渐发展到每隔十天，便要出血几天。为此我有些发慌。因为上次那位毫无医疗常识的青年“医生”的医术，我还是记忆犹新的，所以我也不敢要求治疗。我又一次觉得沮丧和绝望，晚上经常做恶梦，醒来时满身大汗，气喘吁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