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篮桥是上海市区的一个地名，上海市监狱所在地。时问一长，“提篮桥”三字便成为“监狱”的代名词了。整个监狱的空间很庞大，占有好几亩地。那些经过市里几个看守所审讯后，并已判刑的犯人，便送往这里服刑。其中有政治犯，也有一些认为不适宜送往劳改农场的一般犯人，他们可能是因为体弱年高，已不适宜体力劳动，或是因为有什么特殊才能可以发挥。没有人确知整个监狱关押有多少犯人，但估计，约有二万以上的男女囚犯，在各个监狱工场里劳动。这里生产有算盘、纽扣等产品，有些产品还远销至国外。
监狱医院，就设在提篮桥监狱内部，保卫制度比第一看守所要严格得多。吉普车经过两个关卡，都检查得十分严密，仔细核对过证件后才准许车子驶进有众多解放军守卫的大铁门。那些看守都挂有手枪。
整个监狱大院看上去很荒漠，不见一棵树木，只听到众多工场里，传来突突的机器声。那一长列标着各类小牌牌的房子，是审问室和办公室，沿墙也贴满各种打击敌人和督促犯人改造、自新的标语。远处一道高墙后，围拦着六幢大楼，窗上都装置着半截黑木板，就和我囚室里的窗户一样。我猜想，那些大楼，都是犯人的生活区。
看守将我带进医院大楼，那里也是贴了满墙的标语、语录，还有一张巨幅毛泽东画像。那布置环境的人，可真谓“别具匠心”连窗玻璃上也画上毛泽东的头像。有的头像下端，还画着一颗插着箭头的红心。其他的画像边，都写着一个“忠”字。
监狱医院的候诊所，可谓为地狱一角。虽然没有人会被猛兽吞灭，在烈火中焚烤，或被丢入汹涌的大海之中，但它却是个惨不忍睹的痛苦的无声的地狱。那些裹着褴楼衣衫的憔悴不堪的病人，消瘦的脸上显出极度的痛苦，好像只是在延挨着等着死神的到来。不知是因为病魔的折磨，还是因为饥饿，或者两者都有，将他们摧残成现在这个样子。即使是医术超众的医生，也未必能恢复他们的健康。我听说过有关提篮桥监狱的惊人死亡率，现在亲眼目睹的这些病人，立即就会进入下一批的统计数目之中。
一些犯人伛偻着坐在木条凳上，边上还有许多病人，裹着棉被，就躺在搁在水泥地上的肮脏不堪的帆布架上。一个秃头老人，就躺在我面前，深陷的双目紧闭着，蜡一般的脸庞上，紧绷着一层近乎透明的皮，除了那张着的嘴巴还在痉挛地喘着气外，已是完完全全像个死人了。
室内的窗户都紧闭着，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我紧紧地闭着眼睛，以躲开那让人压抑难过的惨象，屏声息气地等着医生的传唤。
“一八零六！”一个穿着一身脏得近乎黑灰色大褂的护士，在候诊室门口叫道。
我跟着她走进就诊室，那女看守，已在那里与一位中年医生说着什么。房间颇大，正中生着一只火炉，一壶开水在咝咝作响。一张张小桌围炉而置，医生们就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病。这里根本不顾及中国的传统礼仪，毫无遮掩，男男女女的病人，就当众脱下衣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检查。医生和病人之间扯着喉咙大声讲着话，一片喧哗。当时我只以为这种不文明的行为，不过只是对犯人而已。不料待我释放之后，才知道，在文革中，全上海的医院都是这样一个局面。
我十分紧张，思忖着，要是医生让我也要在毫无遮拦之中脱衣服，我该如何应付她呢？这时，她递给一支体温表，幸而没有其他要求了。量过体温后，她对那女看守说：她的体温很高，最好住院治疗几天。病房在五楼，怕她走不上去。还是用张担架把她抬上去吧！
“还是我自己走上去吧！”我恳求她。因为我实在不愿意躺在那腌瓒的担架上，那实在令人受不了。
那位医生满脸皱纹，两鬓已斑白了。她的目光详和又善良，似乎她很理解我的心思，知道我不愿碰那肮脏不堪的担架，因此她对看守说：“你们可以乘职工专用的电梯，这样反比担架要快一点。她确实病得不轻，可能是肺炎。”
那女看守再押着我来到五楼病房。除了警告我不准与其他犯人患者议论各自案情外，还告诉我，我所需的脸盆和毛巾，以后会由其他送犯人来院的看守给我捎来。随后，她把我交代给一位衣襟前挂着个劳动改造牌牌的年轻女人。那边，还有一个值勤的解放军，在一边监视着我们。
窄小的病室里安着五张床。靠近门口的那两张已有病人了，我的那张床就靠着墙，中间隔着两张空床。那位正在服刑的女人，让我脱下衣服躺下。
我浑身躁热，四肢酸痛，现在能躺在一张真正的床上，多舒服呀！没有漂白过的床单虽然很粗劣，但却很干净。房里虽然还是冷，但被褥还是比较厚暖。我脱掉了棉袄棉裤，穿着羊毛衫裤躺下。那个年轻女人又抱来一床被子，压在我身上，我很快就入睡了。
在以后的几天里，我一直昏迷不醒，有时恍惚能对四周环境有所辨认，但大部分时间，还是沉陷在昏昏沉沉的迷梦之中。待我终于苏醒过来后，发现我的手臂上插着输液管。这几天就是靠着输液来维持营养的。那位劳改女青年把体温计塞进我嘴里量体温。发现我已清醒了，便将我的输液管之类全拿走了。我虽然已苏醒过来，却还是觉得手足无力，依然想睡觉。
过了一会，她给我送来一碗热流质：“把它喝了！”她说。
我抬起僵硬的，像不属于我的手臂，居然还能把碗端稳，那碗流质全给喝下去了。它的味道很特别，后来才辨出，那是加进大量食糖的豆浆。因为我已好久没尝到糖的滋味，因此，不能即刻作出“甜”的反应。
现在感觉要好多了，头昏眼花也没有了，我觉得轻松多了。伸手摸摸自己的额头，烧已退了，额头略略有些汗蒙蒙的。那年轻女人手持一只小小的注射器，里面灌满了牛奶似的药水，要来给我注射。她让我侧过身去，我很有点紧张，因为对看守所里那年轻军医的注射技能，我尚记忆犹新。不料这次，我却一点也未觉得疼痛，因为她的注射技巧十分娴熟，又快又好，简直是个专家。我肯定，她原先可能就是个职业护士。我很为她难受，她何以会来到这里劳动改造的呢？
晚上，她又送来一碗松软的米饭，一盆蔬菜，上面覆着一条油氽红烧鱼，还加着青葱和大蒜。鱼并不大，约六英寸左右长，但其味鲜美无比，全让我吞下肚了。我的盥洗用具已放在床边椅子上，地上还搁着一只扁马桶。我很想起身擦擦身子。
待那年轻女人把空碗收掉后，一个解放军就将病房的大铁门上了锁，然后走开了。这时，那另一张床上的女人，便踅过来了。
“你昏迷了六天，他们以为你要死了。现在好点了吗？”她消瘦得像根芦柴棒，两颊深陷，皮肤惨白干瘪，但一双眼睛却闪烁发光。她身上那件棉袄，已是补钉缀补钉了。看样子，她已有六十开外了，但那嗓音听上去，只像三十来岁。她讲得很轻，还不时往门口张望着。
我对她颔颔首微笑着。有她与我作伴，我感到很高兴，但我的体力，还令我无精神与她交谈。她挨着我床沿坐下。
“你刚转到提篮桥？是什么时候判的刑？”她问我。
记得女看守关照过我，不要与任何人谈及案情，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又笑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