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把一件最普通不过的情况搅得似疑团重重。”我说，“我是经常与斯谷特见面的。主要因为他社交能力很强，经常宴请，并常在宴后放英国电影，这是很吸引人的，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机会看到这些外国电影。我记得，他也多次邀请外交部官员看这些电影。我国习惯，来而不往，非礼也。我藏有许多古董瓷器，因此我也设宴招待一些朋友来欣赏我新觅得的一些古董，其中也包括斯谷特。他也来录了我许多唱片。那些红卫兵肯定已告诉你，我藏有很多唱片。我知道，他确和上海其他欧洲人不一样。他常常自己驾车。因为他能说中国话，因此这对他没什么不方便。至于他在我去香港前抵达上海，而在我回上海前再到上海，那完全是巧合。至于我乘的那艘船因台风而停泊时，他到船上来，并不是来看我，而是去看船长的，还有另一位乘客，好像是个丹麦商人。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但我没有加入。那艘外轮停泊时，船上还有许多解放军和海关人员。你们为何不去向他们了解一下他到底是来看望我，还是看望那位船长的？”我说。
“你与斯谷特的关系，并非仅仅是偶然的相识。”提审员说。
“反正你的结论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
提审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我劝你不要以与斯谷特是恋爱关系来掩盖你的政治问题，不要耍花招了。一个中国女人堕落到与一个来自西方的野蛮人搞腐化，那是要判刑的，要进去劳动改造的。”
长久以来，中国人为了失却民族自尊而痛苦。那些从没有离开过故土、或与其他国家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常常把其他地区国家的人称为“鬼子”，认为他们是不开化的，有着迥然不同生活习惯的一种动物，称他们为“洋人”或“洋鬼子”。中国长期所形成的闭关自守，极大地加深了中国人夜郎自大之感。当邓小平向世界各国实行开放政策之后，立即博得一片颂扬之声。显然，洋人带来了大量资金到中国投资；还互相进行意识上的交流。中国人民在这种外来冲击下苏醒了。为此，他们觉得痛苦、羞愧、自责。他们为了争取真正的“文明”，开始对西方文化采取一种比较开明的态度。
我与那提审员，真的已没什么可说了。看他那声势，好像仅仅送我去劳改还不能使他满足，非得让我套上“特务”的罪名不可。我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在通常情况下，假如他们提出要惩办某人，是不大在意定罪的罪名的，有时候，这些罪名都是模糊不清，甚至根本没有罪名，他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惩罚。但这次，从那提审员的态度来看，好像必需以“特务”的罪名来定我的罪，而不能是其他罪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一直等了好久以后才明白真相。
“我看你别再狡辩了，现在就交代你和斯谷特一起时都讲过些什么。”那提审员问。
“你不能要求我几年前与某人的交谈都能记得。反正都是无关紧要的谈话。我们谈些有关书籍，音乐，中国的瓷器，及我们俩都去过的地方的风土人情，还有我们各自的家庭。就这些。”
“难道你们从不涉及到政治？”
“可能有时也谈谈时事，大部分是国际时事。斯谷特是位外交家，他不会与一个中国人讨论中国的时事。”
我所认识的欧洲人，不论是外交家还是商人，都认定大陆犹如一个充满着惊心动魄内涵的大问号。主要因为闭关自守的政策，令这个国家显得异常神秘。有些外国人到中国来，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持有兴趣。当他们有机会能与中国人交谈时，他们当然会有种种问题要问，但这些绝对与政治无关。身为中国人，我以为，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包括她的文化历史，她的奋斗目标，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但党内的激进分子，却看不到这些有利条件。他们想象任何中国人，只要不是作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宣传品，便是与国家作对。而每个到中国来的外国人，都是企图来挑剔共产党制度的过失与缺点的。因此他们总怀疑那些为外资公司工作、或与欧洲人有接触的中国人。
文革前，我有十分踏实的安全感，因为我与任何政界任重要职务的中国人，都不相识。因此没有这种可以获得国家机密的可能。而且我向来也十分谨慎小心，从不与我的中国朋友或亲戚提及任何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共产党员。最后我的问题总算弄清了，因为文革期间，我的朋友和亲戚也都经过审查，他们都老实说我从未对国家机密表示过兴趣。
“斯谷特是个特务，他的任务就是收集情报。他要你为他做些什么？他没让你为他收集情报吧？”
“我为亚细亚工作，它是个外资公司，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的情况，不会比外国人更多。”
“对一个特务来说，他不可能不收集情报。”
“你肯定他是特务？”我问。
“你怀疑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吗？”
“那你们为什么不逮捕他？公开申明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将他驱逐出境？”
“我们不愿打草惊蛇。他已在我们严密监视之下，我们对他的行动都了解。这些英国人不但为他自己国家工作，还为美国人工作。因为美国人不可以公开到中国来。美国人与国民党关系密切，因此看来，英国人与国民党也有联系的。”
他提高了嗓门，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往下说：“一九六二年斯谷特第二次到上海，正是国民党伺机反攻大陆之时。斯谷特在这个时候与你联络，是因为你与国民党有联系。”
“没这回事！我与国民党没任何关系。”
“你丈夫是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这还不算，你的家庭出身就说明你是倾向国民党的。伟大领袖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不仅是望远镜，还是显微镜。经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能透过现象看本质。”
我定神追忆一下，那些外国朋友，包括斯谷特，有否问及我有关台湾的情况。这一思想活动让提审员抓住了。但他只知道我这是在思想，而具体到底想些什么，他却是抓不住了。他急迫地问：“不管你交代与否，我们对你和斯谷特的谈话内容，是有全面的记录的。”
“要真那样的话，那你们肯定知道，我与斯谷特是从不谈及政治的。”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