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证据摊出来给你判个刑，这还不容易？但这不是我们伟大领袖的策略。这次提审的目的是要帮助你改变思想，给你一个彻底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只有如此，你才能与过去彻底决裂，重新做人。”
“我又不会变戏法，可以变成另一个人。我也不会交代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或许你还没认识过来。我们是挺有耐心的，我们可以等待。”他双目紧盯着我，一字一字地说。潜台词就是，要以长期囚禁来威胁我。
“没有的事就是没有的，你哪怕等上一万年也没用。无论你等多久，你是改变不了事实的。”我也一字一句地，毫不含糊地回答他，以使他觉察我并没为他所吓倒。
“时光会改变人的。像你这样的女人，在这里呆不了五年，你的身体就会毁掉。到最后，你会哀求我们给你机会交代的。不然，你会死在这里的。”
“我宁可死掉，也不愿说谎。”
“不见得吧！要求生存，是一切生物的本能，人也不例外。”
“我要遵从伟大领袖的教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那段语录不能用在你这种人身上，那是对解放军战士说的。”他愤怒地说。
“林副统帅说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放之四海而皆准，适用各人各事。”自我拆穿了那提审员的谎言后，只觉得精神大振，开始对这场审讯持浓厚的兴趣。这远比一人独呆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好过多了。
冷场相持了一阵，那提审员又越过我肩头往我身后看了看，然后他说：“你很狂妄，照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唯一的出路，是老实交代，端正态度。我的任务是帮助你全面领会国家政策，让你明确：除了老老实实，全面交代罪行，彻底悔改外，你别无出路。你可别无视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在这里的提审，与人民法院性质一样。你在这里讲话，必须绝对产严肃。”
“难道我不可以期待政府主持正义吗？”
“正义？什么正义！它不过只是个名词，一个抽象名词，并无具体含义。不同的阶级有其不同的正义感。资产阶级认为剥削工人是完全正义的，而工人阶级则认为受剥削是非正义的。不管怎么说，你是什么人？有资格要求正义？在你坐在生暖气的房间里，而其他人却在风雪中冻得直哆嗦时，你想到过正义吗？”
“你把社会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两者混为一谈了。我很明白地告诉你，正因为我与已故的丈夫希望人民政府能改变中国的状况，使中国永远不再有人遭受饥寒之苦，所以在一九四九年我们才留在中国，不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我跟他说。
“不管怎么样，我们不必去追究有关‘正义’的抽象概念。军队、警察、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专政工具。它们与‘正义’无关。现在关禁你的牢房，是过去国民党反动派监禁共产党员的。现在，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用同一专政工具来对待自己的敌人。那些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些动听的字眼，诸如‘正义’呀、‘自由’呀等等来麻痹广大人民，以压制他们的革命觉悟。你想树立正确的态度，就必得把这些垃圾从你脑子望清除出去，否则你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说的那套，对我及一九四九年后尚在中国生活的老百姓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众所公认的马克思主义有关阶级斗争的理论。“军队、警察和法庭，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番话出自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在五十年代，官方就是运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观点，来解释共产党的政权。
这次审问毫无结果。那名提审员绝没接触任何实质问题，因此也无法澄清事实。我本身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早就定型了。我不赞成把人严格地划分作几个永恒不变的阶级，也不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团结社会各阶层重建经过长期战乱的新中国，而不是采取“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我对这一切无能为力。不幸那位提审员并没有意识到这点，至少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他仅仅是指望把我的思路搞混，交替着用恐吓和诡辩，来压倒我的反驳。这次审问，仅是拖延时间，一次疲劳轰炸。因为感冒，我的太阳穴突突地阵阵发疼，因而我只能采取洗耳恭听的态度。
沉静了一会后，那提审员又接下去说：“交代问题的首决条件是认罪。你不但要承认对政府犯下的罪行，也要承认你对你自身意识所犯的罪行。认罪，就好比拉闸门，即便你暂时没想通，但只要能老实承认自己真的是有罪的，真的是反政府反人民的，这样交代问题也就会水到渠成了。”
他又停顿了一下，看看我的反应。他说我反政府。当然，我反对过政府的一些措施，诸如逮捕过一些无辜百姓，以人的出身来划定敌我等等。但我从未把这些想法讲给他人听过。当然，我也没有对这些措施进行过任何干涉。我只寄希望于将来，待共产党的政权成熟了，取得经验后，这些现象便会自行消失的。那位提审员企图对我灌输一套犯罪感。因为他很明白，任何一个国度的公民，必然会滋长过对某一时期政府的某些政策不满的情绪。他希望在我心理上设圈套让我上钩，但我一下就看穿了他的动机。我只是冷冷地坐在那里，毫无反应。脑子里尽想着政府的有功的一面：例如公共卫生的改进，对无业游民的职业安排……等等。总的来说，我一贯是拥护人民政府的。这令我有足够的勇气击溃提审员对我灌输的犯罪感。这在以后长达数年的铁窗生涯之中，证实是一件无价之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