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提审
那是个晴好、灿烂的清晨。打开窗户，迎面扑来一股带着寒意的清新气息，严冬将至。看守在外边逐户换室地大声吆喝着通知犯人们，该换洗被单了。要遇上好天气，就得做这每月一次的常规功课。遇上这样的日子，就会供应一些额外的水，难友们把被单浸泡在水里，擦上肥皂，然后再把它们连盆从那门上的窗洞里送出去，再由那个在这里改造的女青年（即第五章提到的那脸色惨白的女孩）拿到洗衣室去洗。
在我给被单上肥皂时，一个男看守打开房门对我大声一嚷.：“出来！”
“我正在洗被单。”我说。
“不许回嘴！叫你出来，你就得出来！”那值勤的女看守走进来，说：“你回来再洗吧，现在先去受审。”
提审！终于要来一场正面交锋了。我忙用毛巾擦干了双手。
“快点。”那看守不耐烦地说。
我跟着他走出了牢房，穿过女监的院子，来到监狱本部后边的另一幢大楼。迎面一块白底黑字的大木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将功赎罪”。
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满怀信心地迈着步子。长时间一直盼望的时刻终于到了。我要与他们答辩，要求将我的案子进行实事求是的审核。相信作为一个国家审判员，不会与那般歇斯底里的红卫兵造反派一般见识。他们肯定是经过训练而且是具有责任心的，会甄别罪犯与无辜之众。
大楼进口处边一个小房问里，几个看守懒懒地倚在几把木椅上，我被递解给其中一个看守，他押着我穿过两侧都是一溜审讯室的长廊，多数房门都紧闭着，但依然不时传来含糊不清的讲话声，偶尔还听见有人在大声叫喊。看守在一个门口前停下，把门推开，大声喝着：“进去！”
那是间狭长形的，阴森森的房间。高高地嵌在后墙上的那扇唯一的窗槛，就跟我囚室的一般大小。两个穿着肥大的褪色解放装的人，坐在窗下一张木制高桌后面。这号衣服，在中国，除高级领导人外，几乎都是人身一套。离窗约两码距离，安着一张粗笨的木椅，那是犯人坐的。室内虽然光线幽暗，但窗外投进的一注阳光，恰巧落在犯人的座上。四面墙上灰尘满布，水泥地上泛起的潮气与尘垢混杂着，呈出黑污污的一摊。桌子和座椅已被磨损得看不出原先的颜色了。
进去后，一个男人说：“读一段毛主席语录。”他选出的语录，正是红卫兵第一次来我家里抄查时所选的一段：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这当儿，那两人一直在逼视着我，我很认真地读著，摆出一副镇静自若的神情，免得他们认为我因为有罪而心虚。
“坐下！”那人指指那把椅子。
我转身欲坐，这时才发现，椅背后面墙上，设有一扇比囚室里的略大一点的小窗。我敢肯定，在里面进行审讯时，窗后有人在窃听。
我在那张粗笨的椅子上坐下，一边打量着那两个坐在高桌后面的人。他们的脸色苍白，似乎长期都在室内工作，很少在室外活动。虽说他们的外表穿着寒酸不堪，但与我初进监时办理登记手续那人迥然不同，他们显得威风凛凛，从容自如，很有一种权威的气度。自然对他们来说，审问犯人是日常工作。我可肯定那讲话的，是提审员，另一个前面摊着一叠纸的，是记录员。
待我坐定后，那审问员的目光，越过我肩头，看了看我身后那扇小窗，然后会意地点点头。看来，我的估计不错，外面确有人在窃听对我的审讯。顿时我觉得很失望。因为那个审问员不过仅仅是个傀儡而已，我还见不到真正的对手。当时，我是多么迫切想面对面地与那陷害我的家伙对质，以致可以牢牢记住他那番嘴脸，永生永世记住它！
那审问员用低沉厌腻了的口气，一一问了我姓名等情况，随后抬头看着我，提高了嗓门说：“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
“我想大约是监狱或集中营之类吧，因为人人都被拘禁着。”
“说对了。这是第一看守所，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里是专门拘留审讯反政府反革命分子的地方。”
“这样说来，我不该进这种地方。”我强硬地表示。
他并不受我的话影响，继续高声往下说：“你被送进来，是因为你犯有反政府的罪。这是明摆着的。”
“你们肯定弄错了。”我说。
“政府不会错的。”
“你并不是一个不晓事理的红卫兵。你代表政府，你不能那样不负责地诬告我。”
“这不是诬告。”
“你说话得有证据。”我陡地非常失望。因为我企待了好久的审询，原来与我入狱前那些造反派的理论，竟完全一样。
“我们当然有证据！”那提审员竟厚颜无耻地威胁我。
“那你把它们摊出来呀！”我讥诮地说着要他摊牌，“何苦还要花时间审讯呢？为什么不把证据摊出来判罪呢？”
“不要低估了群众的威力，红卫兵造反派能为我们提供所需的证据。蒙混过关是行不通的。凡犯错误犯罪的，必须老实交代，并检举揭发他人。老实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检举揭发可以将功赎罪。”
“我不相信你们能找到陷害我的所谓证据。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化革命性质不了解，也不是低估群众的力量，而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你们或其他人，会取得这些纯属乌有的罪证。我从未犯过罪，怎能找到犯罪的证据呢？”我说。因为他骗我说他已掌握证据了，我如此一讲，就可在气势上制胜他，从而增强自己的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