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星期天，我向看守借了针线，将两块新买来的毛巾缝起来，给水泥马桶做了个垫子。又将手纸垫起来缝好，给我贮存水的脸盆做好一只盖子。再用手帕剪裁了一块遮眼罩，以便晚上入睡时不再受电灯光的干扰。在我向他们借用剪子时，那看守就一直守在小窗口监视着我，待我用完后，她就立即收回去了。我做了几件实打实的改善自己生活境况的具体事宜，这可令我自己过得舒坦点。我认为缝纫特别可以放松情绪。
一连又过去几天，每天我都要求见见审问员，但总是毫无结果。在一个明媚晴好的早晨，犯人们都获准去室外活动。看守们依次对每个牢房叫唤着：“放风啦。”
我渴望着阳光和新鲜空气，听到这一声，便把手中的《毛选》一搁，跳起来冲到门边站好。但等了好久才轮到我。原来在第一看守所有这个规定，各囚室里的犯人是不能互相见面的。因此我只有在隔壁牢房的犯人走过去拐弯了，直至见不到她们身影时，才被准许走出牢房，出去放风。一路上，甬道两侧布满看守，监视并押递着她们进入操场。
我放风的场地不小，只是满眼荒芜，看来无人整理。围墙上的石灰都已剥脱了，裸露出里面的砖石。地上满是秽泥砂砾。墙隅长着一簇杂草，细细一看，竟发现一株纤细的茎杆顶端，绽开着一朵粉红色的小花。花蕾四周镶着五片比花籽大不了多少的花瓣。这棵小草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傲然伫立在污泥与砂砾之间，似乎有心要给这死气沉沉的监狱，标上一个生命的象征。我凝视着这朵极绚丽的小花，只觉得内心一阵怡然安慰。
“沿着四堵墙走！不准东张西望，不准擅自停下！”一个看守，站在操场的看台上高声喝叫着。看台上筑有两个岗亭，一个是敞开的，另一个围着玻璃。那天风和日丽，因此看守们，都站在那敞开的岗亭里监视着犯人。
我开始在这片杂草地里兜着圈子，渐渐只觉得心旷神恰，胸襟开朗。秋的气息，清凉高爽，阳光拂在脸膛上，暖融融的。监狱里的日子，真可谓度日如年，但唯有在室外放风那段时光，不属此例。因此即使寒冬腊月，自感饥寒交迫，但仍觉得室外活动的片刻是最最宝贵的。
回囚室时，递押我的看守一下摸不准我牢门的钥匙。在他试着将一把把钥匙插进钥孔时，我乘机又要求见审问员。
“我在这里已呆了好长时间了，我能见见审问员吗？”我问他。
“好长时间了？”他直起身子转过身来，“你在胡说些什么？我知道你来了还不到一个月。一个月算什么长？这里有许多人，都关了好几年还没解决呢。你怎么这样缺乏耐心？你老吵着要见审问员，你见了他又准备对他说些什么呢？你准备好怎样彻底全面交代自己的罪行了吗？”
“我要求审问员进行全面调查，澄清事实。”
“澄清事实？”这下他真的有点觉得莫名其妙了，“什么事实？”
“把我关到这里的误会。”我说。
“你进来，是因为你对人民政府犯下了罪行，根本不存在误会不误会的事。别瞎三话四了。”
“我出生出世，从未犯过什么罪。”我坚定地说。
“你没有犯过罪，怎么会把你关进来的？你进来就说明你是有罪的。”
他这种逻辑推理让我毛骨悚然。他这一论点是从党和政府绝对正确的定理中推论出来的。但我不能与他辩论，因为我不愿得罪党和政府。因此我只能说：“老实说，我从未犯过罪，肯定是你们弄错了。”
“可能你自己做过什么事却忘记了。一般犯人，是需经过审问员的帮助和启发，才会交代问题的。”
“我想假如我犯了罪，一定是忘记不了的。”我跟他说。我回忆着过去听说过的许多诉讼案例，当犯人在作交代时，审问员提供他许多需要服罪的材料。最后，法庭把这些罪行一一记录下来，再栽在那犯人身上，把矛头对准那犯人。
“可能当时你没意识到自己在犯罪，也可能你现在头脑还未清醒过来。”那看守说着，口气倒挺诚恳的。
有无可能我自己认为是清白无辜，而在别人眼中，却是反党反政府的罪行呢？虽说我向来做事小心谨慎，一贯循规蹈矩，紧跟政府，认真学习各项有关政治经济的重要政策，但我却从未读过人民政府的刑法。我决定要即刻补上这一课。因此我就对那看守说：“如此说来，我倒想借几本有关法律的书籍，来对照一下我是否真的在无意中触犯了法律。你是否可以借几本法律书给我？”
“什么法律书？你那套倒真像那些运动中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作所为。你想把法律、规章等条条框框都搬出来？我们是无产阶级，我们不讲这一套。”他很冒火，好像我说他有法律书是对他的污蔑。
“如果没有法律，那根据什么来定罪呢？如何决定一个人是有罪还是无罪呢？”
“我们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他的指示就是我们判罪的标准。假若他划定某一类人是有罪的，而你是属于这类人的话，你就有罪了。这比根据法律来办事要简单多了。”他说。
在他看来，以毛泽东的指示来轻易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是最正确，最合乎逻辑了。而毛主席指示又是时时在变动的，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和特点，毛泽东有权对自己指示进行修改。有些指示的内容，又是含糊不清，这使基层干部无法结合实际情况去贯彻执行。把毛泽东的指示作为绝对正确的真理，也是对他个人崇拜的一个部分。要是那个看守人员本人也深受迫害，我可不知道他对这一切又会怎样想了。
他又将我锁进囚室了。我坐下来开始认真地学习毛泽东著作，我要从他的著作里寻找出迫害我的理论根据。同时，我也想利用他的理论来反驳指控我的人。我认定，我必得学会毛泽东的语言来说话，并要求自己在受审时，能滔滔不绝、稔熟地引据毛泽东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