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戴着深色眼镜的家伙认为大会的气氛已给充分激励鼓动起来时，便表扬了那些男男女女揭发批判者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他居然还为公司那几个旧职员讲了几句好话，表示他们中多数人在接受再教育中头脑已有所清醒。但仍警告有糊涂思想的人，要加倍努力进行自我批判，从资本主义的枷锁中解脱出来。
他又转身对我说：“你已听到了这些铁证如山的罪行了吗？你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你只有全面交代怎样勾结帝国主义，暗中破坏政府的阴谋罪行，才能得以重新做人。你是否打算交代你的罪行？”
“我从来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亚细亚公司之所以留在上海，是因为中国政府需要他们而留下的。保留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的命令是国务院决定的，经过周恩来总理等领导批准的。亚细亚公司对中国及中国人民一贯友好，并严格按照中国法律及管理条例办事。亚细亚公司的政策从不干预任何政治活动……”我说。
虽然我放开喉咙尽量把音量放大，但整个会场没有一个人能听清我一个字。因为大家都怒气冲冲，以一副义愤填膺的腔调大叫大喊着：“交代，交代！”同时又振臂高呼“不准阶级敌人狡辩！”等口号。红卫兵及造反派们则歇斯底里地围着我，杀气腾腾地对我挥着拳头，拎扯着我的衣服，还把口水往我身上吐，一边骂着：“臭特务！”“臭走狗！”“我们要把你砸烂！”等等。好几次他们用力推搡着我，差点将我推倒。
会场里一片闹哄哄，那些台上的人却满意地笑着，尤其那戴深色眼镜的，看到我在众人前倍受折腾，更感到得意洋洋。但我能怎么办？辩解没有用，反抗更没用，只要我稍微动一动，他们就会跳到我身上将我活活踩死的。我唯有将两眼死死盯着远处的墙壁，木桩一般呆呆地竖立着，期待着他们的愤怒会慢慢平息下来。
总算他们的愤怒好歹平静下来了。那戴深色眼镜的说：“我们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犯有罪行，我们可以判你死刑。但我们愿意给你重新做人的机会，你是否愿意老实交代？”
场内大家都将目光投向我，等候着。我站在那儿已受够了他们的凌辱。我想，我理应仇恨在座的每一个人。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我的强烈的自尊，给无情地挫伤了。
此时我很想见见女儿。令我难过的是，我根本无法要求周围的群众了解我是无辜的，是他们错了。但由于他们所接受的有关阶级斗争的观念，并非开始于文化革命，而是早就己形成了。我与他们之间，已给筑起一堵坚固的围墙，这不是我能在短时间内所能拆除的。
那人盯着我看了一阵，见我毫无反应，就朝站在与会者后面的一个青年招招手，人们纷纷为他闪出一条路，他向着主席台走来。我看见他手里闪着冷寒的金属光芒，那是一副亮锃锃的手铐。他把它高高地举扬着，为的是能让我看清楚。当他径自走到我跟前时，那主持会议的人又问了：“你交代不交代？”
我轻声回答道：“我从未做过任何反人民反政府的事。我积外国政府没有任何关系。”
“过来。”那提手铐的青年说。
我跟着他走出大楼，其余的人也尾随着跟出来。夜的气息，沁凉清新，我觉得自己的思绪，一下子清晰起来。
在学校进口处，停着一辆市公安局的黑色吉普车。上海市民对这是不陌生的。我和红卫兵造反派，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及看热闹的过路人，围着吉普车站着。
“你到底交代不交代？”那戴眼镜者又问我。
我默默吟诵着《圣经》二十三章：“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
“你聋了吗？”
“你哑了吗？”
“快说。”
“老实交代。”他们大声吼着。
那戴深色眼镜的和公安局的青年十分仔细地注视着我。他们以为我的沉默是屈服的表示。我觉得自己必须再表示得勇敢点。事实上，背诵了《圣经》后，我已觉得坚强多了。我站在威胁着我的黑吉普车边，那天晚上，我再没比这个时刻显得更勇敢、更坚强了。
我昂起头，宏亮又毫不含糊地说；“我没有罪！我没什么可以交代的。”
这时候，反倒没有人窜出来叫喊了。可能那些红卫兵造反派及围观者，也被这种紧张严肃的气氛给唬住了。我话音刚落，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做了个手势，随即，我的手被扳到背后，那青年给我扣上了手铐。我听见一位老者，在边上深深地叹了口气。
忽地一个女孩子冲上来，神情焦灼地对我说：“交代，快点交代吧。你要被关进监狱去了。”她那清脆彻亮的嗓音飘过嘈嘈沓沓的马路，就像一串琤琮作响的银铃。她就是抄家时，坐在写字台对面保管我首饰的、那位面色苍白留短发的女孩子。出自一时激奋，她竭力想挽救我不进监狱。但另一个女人立即将她阻挠住，并将她拉往学校大楼去。
司机启动了引擎。
“进去！”那公安局青年把我猛一推。
进了车，反倒可以坐下了。我望着车窗外观看着这幕闹剧的男男女女们。从那些亚细亚公司的旧职员双目中看出他们似已暗暗松了口气。或许他们想我的逮捕，多少可以减轻一些他们的压力。其他的人看上去神色都很紧张，但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看完一场惊险剧，值得幸运的是，他们本人并没有参与演出。
公安局的青年和司机都上了车，那戴深色眼镜的人坐在我边上。这辆黑色的吉普车，就这样在漆黑的马路上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