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七日傍晚，我被一个红卫兵和造反派押抵七月份我去过的那所学校大楼里。一大帮人已聚在那儿候着我们。这次，我成为批斗的对象了。到会的不仅有来过我家的红卫兵和造反派，还包括亚细亚公司的老职员，以及七月份曾盘问过我的他们学习班的负责人。那戴深色眼镜的家伙主持着会议。
会场的布置与过去不同，椅子不是对着讲台排列而是围成一圈。我被命令站立在中间，两边各站着一个红卫兵。那个戴深色镜片的家伙确实很会讲话，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听他从鸦片战争讲起，有声有色地形容着英国海军如何入侵中国，炮轰中国海岸。他讲得错误百出，其目的只是挑起群众对我的仇恨心而已。好像那一百年前英国人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这笔账都应该算在我一个人身上，他说得就像是我带着英国海军驶入珠江似的。然后他说明，亚细亚公司是个国际性的公司，世界各地都设有它的分支机构。他说列宁曾经指出，这种公司是社会主义的最大敌人。他告诫大家，打从远古时代开始，亚细亚公司已派遣推销员到中国农村，以兜销火油作借口，从而为帝国主义收集有关情报。他还举出一串数字以证明，该公司在对中国通商中所获得的庞大秘润，称之为“对中国人民的经济剥削”。他还说“英帝国主义比美帝国主义更狡猾。美国政府是公开反对中国人民政府，保护台湾国民党。而英国则在外交上承认人民政府，但在联合国会议上，却和美国一起投票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
接着话题一转，又提到我的家庭出身。他告诉与会群众，我是大地主的后代。我家曾拥有肥田万顷。他不像那市政府的联络员那样称我祖父为爱国者，却说我祖父是个腐朽没落的地主和封建主义的吹鼓手。因为他曾在他所著的历史书中，赞赏过几位帝王。他还说在他所保留的文件中，有确凿证据说明他是汉冶萍综合公司包括安源煤矿的创办人和股东；而在那里恰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组织领导工人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这足以证明，我祖父与毛泽东对着干的罪行。其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时代。后来他又指出，我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年轻时曾在日本生活多年。他要求与会群众回忆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八年抗战杀死了一千万中国无辜百姓。他倒没说漏嘴，没说出我父亲是在二十世纪初叶去日本的，那是远在一九三七年日本侵华之前，相反他要给人一个印象，似乎我父亲不顾日本侵华的民族之恨，而去日本生活了多年。然后他用手指点点我，说我二十岁就去了英国，在英国的大学里就接受训练，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将我已故的丈夫称为“腐朽的国民党统治下的残渣余孽”。并声称亏他早死了，可以逃避造反派对他的批判。
众人振臂高呼口号以示对他的发言共鸣和支持。他们的号除了有关文化革命以外，还加上许多对我本人的攻击性口号，声讨我是特务，勾结帝国主义者以反对中国，还揭发我为英国人的“走狗”。
他发言结束后，那初次带队来抄家的红卫兵，在扩音器前声嘶力竭地揭发我家里的“奢侈”生活方式。另一个红卫兵又揭发我为了保护“四旧”竟与他们打架，破坏他们的革命行动。此外还批判我骄傲自大，顽固不化，指责我在家里豢养了畜生来伤害造反派。
后来，他们又命令亚细亚的老职员上台揭发，以提供罪证。我看他们一个个都神情懦怯，胆颤心寒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学习班是否人人都已过关了。那上去揭发我的人面色惨白，拿着发言稿的手抑制不住地筛筛发抖。他们的目光不敢正视我。其实他们没有揭发我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指责我和居住上海的外国人关系密切。总之，一切事先口径早统一过了，即设下一个“大胆怀疑”的天罗地网。那在公司大楼开电梯的工友揭发我，说我每每进出电梯时，那位英国经理总是让我走在前面，自己则跟在我后面。汽车司机也证明，在上下汽车时，那洋经理也总是让我先进汽车。这大概就是他们用以证明我“十分为英帝国主义重视”。因为共产党中国的高级干部，做梦也不会让一个女性助手，先他而上汽车或进电梯的。
也有职员提出，经理办公室隔壁的档案室，除了经理与我，其他人都不准进去。另一位在公司供职多年的职员说，在办公室里常挂着中国各地区地质结构地图，上面标出可能藏油的地区。因为石油是帝国主义分子的宝贝。还有一位则照本宣读他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国共两党交战时期，亚细亚各地分公司所写的报告中有关双方军队撤军的部分。他们是以这点来反驳我的亚细亚公司只对经商感兴趣的论点。
我那已不在人世的丈夫，也逃避不了严厉的批判。他们强调每当亚细亚公司的利益和国家利益有矛盾时，我和丈夫总是站在亚细亚公司这边。所有这些纯属不分清红皂白、混淆是非的谬论及夸大的事实，他们用来有意障人耳目，以迷惑那些愚昧无知、容易上当受骗和那些未受过教育的群众而已。
夜幕已降下了，但批斗会还在继续。我的这幕悲剧是那么精彩，竟然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红卫兵或造反派中途离开过会场，我想其中大部分人都会感到惊骇，相信我确实是被揪出来的一名国际间谍。也有人不过只是佯装相信他们的揭发而已。我看到那些领导这场闹剧的人，此刻正悠闲自得地欣赏着他们的杰作。
直到好几年后，我才知道召开那场批斗大会的日期，已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变更了几次。因为他们想让我女儿也来参与对我的揭发批判，但她不管承受多大的压力，就是不愿意。后来国庆节临近了，极左派命令上海造反派要作出成绩来迎接国庆，庆祝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负责我专案的那班人，为了响应这个号召，才决定召开这次没有我女儿批判揭发的批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