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软禁在家
一阵倾盆大雨，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哗哗下了一阵后，渐渐转为淅淅沥沥的毛毛细雨。
整个上午的时光似显得十分漫长，也不见有红卫兵上门。我漫无目的地在房里转着圈子，家中已没有什么书可供阅读了。书房里紧挨两壁的长长的书橱里已是空空然，仅留下四册毛选和红塑料面的语录本。我既不能做缝纫，也不能编毛线，因为红卫兵把一切搞得一片混乱，我根本无法找到毛线及针线之类琐物。我原还可写写信或画点画，但所有的信封和纸张都被撕碎了，连我的笔也不知去向了。我连收音机都没法听，因为收音机唱片柜里已塞满了金银首饰，被红卫兵贴上封条了。因此，我只能枯坐在屋里望着那堆堆我不敢碰动一下的抄剩的残骸遗骨发呆。
下午雨过天晴，有几队红卫兵的游行队列开过我家大门，但他们没有进来。老赵给我买了份《解放日报》，这本属日报，但总要挨到下午才出。报纸头版，用大号铅体字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中国所有报刊都是由政府经办的，是宣传国家政策的喉舌，尤其是《人民日报》，所以我明白这篇社论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也看得十分仔细。全文布满了革命口号，目的不过为了激起人民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并号召大家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社论中也提到某些地方，政府机关及某些党内领导人还在执行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社论称这些未点名的干部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求革命群众必须识别此类敌人。因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必须相信群众”。
这篇社论里，并没有赋予“革命群众”和“走资派”两者以明确的定义，也没解释清楚它们的性质，因此这是一篇绝对不负责任的文章，它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文革小组企图扩大打击面，并加以暴力迫害。由于《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因此上海文革的步子也就加快了。上海市党委及市政府，已无能力实施他们自己制定的十项决议了。我准备好红卫兵的再度光临，也准备好他们的态度会更蛮横更无礼，更难以招架。我想把佣人们都辞退掉，让他们各自回家去。
但厨师却说他反正平时也不住在我家里，他可以依旧每天到我这里来，直到红卫兵不让他留下来为止。老赵则说：“我不怕，我就留着。否则你得每天去菜场买菜，但你独自一人出去，是十分不安全的。我是贫农出身。我儿子在部队里，是中共党员，我们是响当当的无产阶级。现在，红卫兵已把你抄砸一空。他们还能怎样？如果他们勒令我非得离开，我当然也没有办法了。不过现在，我仍留着。”陈妈则抽抽泣泣地说，她要守着曼萍。
在这样恶劣的处境下，我的佣人们依然对我如此忠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令我十分感动。因此，我不再坚持要他们立即离开了。再说，有他们伴着我，比起让我独自一人守着屋子候着红卫兵来临，要好过得多。我用厨师给我买来的信纸，写了封信给陈妈在外地的女儿，让她到上海来把陈妈接回去。我对陈妈，要比对老赵和厨师，都更应周到负责。
女儿回来时告诉我，上海市政府已让红卫兵给包围了，红卫兵要求他们立即撤消十项决议，并指控这个决议是包庇资产阶级的。不过我对这个新闻一点也不觉得意外。她还告诉我，江青的一个老朋友，已被推上来领导上海的文化革命。
“他叫张春桥。我们厂里有人说，他是三十年代上海一个记者，那时江青在拍电影。厂里但凡知晓他们底牌的人都说，这两人太可怕了。有些人已在卷铺盖打算进监狱了。他们觉得张春桥可能会把他们监禁起来，以不让人们传说他俩在三十年代的一些事。妈，你看他们真会被关进监狱吗？他们其实什么法也没犯呀！”女儿对在厂里所听到的一切，感到震惊及迷茫不解。我自己因为对三十年代的上海一无所知，因此也想不通，为江青张春桥如此担心电影厂里的演员们了解他们的经历，非欲将他们置之于死地不可。
“今晚你能呆在家里吗？”我问女儿。我十分希望，她能与我一起平平静静地过一晚。我想跟她好好谈谈。
“不行呀，妈。我匆匆赶回来一趟，就是为着来看看你，再探探红卫兵有否再来过。其他同事现在都在厂里，我们今晚有一个重要会议，是讨论《人民日报》社论。听说这文章十分重要，因为它代表了毛主席的观点。”她边说边看了下表，“呵，我得赶回去了。”
老赵给她送来一碗面条：“多少吃一点，都快凉了，你总不能空着肚子走。”
女儿用筷子挑着面条，心急慌忙地送进嘴里，一边对老赵说：“谢谢你。但我真的该走了。”
她把面条吃完了，笑着拥抱了我一下，便三步并两步地下楼走了。我有很多话想跟她说，但来不及了。
老赵将他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给我，使我能收听晚间新闻。当时，每个电台都在广播《人民日报》社论。报告员们虚张声势地扯着嗓子，显出一副声色俱厉的腔调，对此，我也已习以为常了。我将半导体开着，希望能听到一些其他的新闻。但我很失望，除了反反复复喋喋不休地播放这篇社论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了。待我朦胧入睡时，那篇社论已反复播了多次，我都能把它背出来了。
次日早上，我听见厨师在抱怨着，菜场供应短缺紧张。原先近郊农民每天都将蔬菜、鱼虾等送来供应市区的，但现在他们都不干了，他们都响应了毛主席号召参加造反派，投入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市区，在上海市内占据了许多大旅馆，他们的头头还向宾馆领导要求免费供应伙食和各种服务。当上海奢华舒适的生活设施，诸如热水龙头、抽水马桶、席梦思及地毯等等新鲜事传到人民公社后，农村的妇女们都拖儿带女地进城来“休假”了。与此同时，北京及其他北方城市的红卫兵们，也挤着火车来上海大串联，与上海红卫兵“交流”革命经验，相对的，上海红卫兵也赶去北京，希望有幸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红卫兵占据了所有的水陆交通，令正常的客运及货物运输搁浅在车站及码头上，无人敢对此提出异议。因为《人民日报》社论所提到的那些所谓“走资派”官员们，都已吓得无法主持正常工作了。
红卫兵们对十项决议的指责，令市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为了避免他们对市政府心生不满，市政府免费对出入上海的红卫兵供应膳宿。火车站及轮船码头上都设有饮食摊，所有的饮食店都供应馒头。那些过去由白俄们开设，而今已收归国有的西式面包房，也特地动员专门为红卫兵制作馒头及面包。为了表示对上海市政府的不满，红卫兵们故意挑剔寻事，攻击那种西式面包是洋食品，拒绝吃这类面包。同时，工厂里的工人也行动起来了，组成他们自己的革命组织，加入了“造反派”的行列。这些工人为了刁难市政府领导，提出了许多高标准的经济要求。那些领导人为了想取得工人们的支持，便听任向他们发放各种奖金及福利费。只不过短短几天，全上海银行库存全部告罄。那些工人们因为要求没能达到而被激怒了，他们便联合红卫兵向市府及其领导人进攻了。这一切活动的幕后，是由稳坐在和平饭店舒适套房内的张春桥指挥的。直到次年一月份，上海市市委及市政府被造反派砸烂之前，这间套间一直成为上海极左派领导的临时指挥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