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四旧基本完成了。红卫兵们开始把东西带走，到了下午。只剩下十一、二个人。其中一人，把我叫到饭厅里。
那位上面派来的联络员和两个老师，都坐在餐桌边，桌上堆满了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前，我祖父写给我父亲的信。那时，我父亲正在日本海军军官学校学习。一九六二年，我寡母在南京逝世后，这些信件就随同其他一些单据，寄存在我家里。我从未打开过，因为我准备把它们送到北京我兄弟处。他是长子，理应由他继承这些遗物。这些纸张现在都已泛黄了，但我祖父的笔迹，依然色泽清晰，毫不消褪。
那位联络员示意我在边上一张椅子上坐下，开始问我：“你有无看过你祖父给你父亲的信？”
“那还是很久前，我才十几岁时，我父亲给我看过的。”
“你祖父虽是个地主，但他也是个爱国者。他把自己的长子送到日本留学，要培养他成为一名海军军官。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在甲午海战中的惨败激励了他。他也参加过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回乡潜心于学术研究。你是否尊敬你的祖父？”
我觉得这位联络员能称我那大地主出身的祖父为爱国者，已属很勇敢了。因为所有的大地主都是国家的敌人，一九五〇年土改中有的还被镇压了，根本无需费心证实他们之中谁是爱国者。记得父亲曾在土改时庆幸过，亏得我那位管理家产的叔叔，在解放的前几年就去世了，如此，我那早已在九泉之下的祖父，也不会有后代不肖之耻。
每个中国人都尊敬自己的祖辈，我虽从没见过我的祖父，但我很爱他。所以我对那位联络员说：“当然我爱他，而且也尊敬他。”
“那你为何还要为外国公司服务？你知道外国人对我们都不怀好意？他们在经济上掠夺和剥削我们中国人，政治上对我们采取奴化教育。只有那些社会渣滓，才会为外国人服务。你应对此有所了解。你曾被分配到外语学院任教，但你却宁可去亚细亚公司工作，到底为什么？”
我不能说，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怕卷入无谓的政治运动。一九五七年，当我面临着去外语学院当教师还是接受亚细亚的聘请时，反右已经开始了。这次运动基本上是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洋过的知识分子。我许多朋友熟人都在这次运动中遭殃，他们中有的被送去劳动教养，有的还进了监狱。所有的大专院校及科研单位，包括外语学院里，都是人心惶惶，此种情况下我再去外语学院任教，岂不是自投罗网？因此，我不后悔在亚细亚的任职选择，尽管在中国社会里，为外国公司服务，是既不体面也无地位的。
“你是为他们的高薪所动吧？”他问。我立时意识到，我已接近了一个危险点。由于长期宣传的影响，中国人一般都相信，资产阶级分子为了金钱，可以不择手段，做尽坏事，甚至触犯刑法或其他种种罪行。
“不，”我说，“我本来就已经很富有了。只是亚细亚公司的待遇比较好，比如上班时间短，还有汽车接送等等。可能因为我太偷懒了。”我加上一句，好像在作自我检讨。因为资产阶级分子的另一个缺点，就是懒散。
他看了看表；“我还有几个地方要去转转。”他说：“我看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要把你的立足点转到人民这边来。我们的政策并不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本人。我们要你脱胎换骨。你想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的一员吗？你只要放弃你多余的财产，改变你的生活方式，就可以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那里，每个劳动者都为共同的利益而工作，并共享劳动成果，没有任何人可以高高在上。”
那联络员走了。红卫兵听说那天没有大车可把这些抄家物资运走，他们便把我的首饰及其他贵重物品，都放在曼萍的书房里，门上还加上封条。他们还吩咐我的佣人监视我，怕我再把东西“偷”回去。
当最后一个红卫兵离开大门时，天色已近黄昏了。老赵和厨师想把每间屋里堆积着的各种玻璃器皿、瓷器及纸片的残骸清理一下，但我阻止了他们，我不让他们移动或丢扔这些残骸，因为万一红卫兵们又发现遗失了什么，会怪罪我们的。所以，他们仅只把房间里的残物扫聚在一个角落里。留出一条可以通行的“走道”而已。
我上楼去看看到底给捣毁成什么样了，却发现陈妈坐在我的梳妆台前，对着四周乱七八糟的一堆发楞。我让她帮忙把那些碎衣破料都扫堆至一角去，以便我们还可以有个插足之地。
我的床罩上踩满了红卫兵的脚印。待陈妈和我掀开床罩时，发现床垫也已给割碎了。床头墙上挂着的一幅油画上，用唇膏涂着：“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红卫兵在描金屏风上挖了一只只窟窿。屏风上也贴满各种标语：“打倒资产阶级！”我将屏风连同上面的标语一起折起来倚在门外过道里。再从地上拾起那只已被压得扁扁的白缎灯罩，陈妈将打碎了的台灯扫走了。
洗澡间里，弄脏了的毛巾堆了一大堆。浴缸里放着大半缸污七八糟的水，因为红卫兵们把药橱里各种药水统统倒了进去。我拨掉塞子，将水放掉。
忽地前门又是铃声大振。老赵冲上来大声说着：“又一批红卫兵来了。”
我赶忙把手揩干，走到楼道口，对他们说：“镇静些，开门去。”
“大司务已去应付他们了。”老赵气喘吁吁地说。
我往楼下走去，八个穿着乡下土布衣的农民及看上去像是露天作业模样的工人，已站在门廊里。虽然他们都已属中年，却也套着红卫兵的袖章。他们的领队手持一根皮鞭，面对我说：“我们是红卫兵！我们来采取革命行动！”
他们那胡子拉碴的模样还自称红卫兵，让我感到滑稽可笑。
“真的？你们是红卫兵吗？我还以为你们是他们的父亲呢。”我说着，已下了楼梯最后一个台阶。
猛地，皮鞭“啪”一下抽在我手肘上，辣辣地疼，我咬住牙关没有叫出来。他们似有些紧张不定，探首向门外望了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