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番茄吗？”我问。
“当然。”她回答。在上海，番茄是很普通的。在盛产时节，每斤价格只有几分钱。上海人把它既作蔬菜又当水果。
“好吧。番茄就是一种外国食物，是由外国人带进来的。西瓜也是这样，是由波斯国经丝绸之路输入的。我们再说外国书，马克思就是德国人。假若大家都不读外国人写的书，那么世界上便没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以即便在交通闭塞不发达的古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把思想和物资都封存在自己国境之内，特别现代，就更不可能了。我绝对可以肯定，中国的中学生都已组成红卫兵这一情况，全世界都已知晓了。”
“是吗？”她说，似乎思路开阔了些。十分清楚，我已为她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过了一忽，她又说：“你很能说服人，你读过大学吗？”
我嘴里塞了一口吐司，因此仅只能点点头作答。她的思绪似乎停留在什么地方，一边喃喃地说：“我中学毕业后，希望能进大学，但现在没有大学读了。我们青年都要去当兵。”
“你是女孩子，你不必当兵。”
“女孩子更要当兵。”她似很不高兴。
“不管怎样，现在又不打仗，所以你们根本不必担心。”我想安慰她。
她紧张地看看门口，并对正躬身在洗碗盆洗菜的厨师警惕地瞟了一眼，然后把手搭在我臂上，低声说：“别这么说。这样讲要出事的。我们伟大领袖早已教导我们，要备战，要与美帝国主义、苏修及台湾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你不能这样宣扬战争熄灭论来对抗伟大领袖的号召。”
我对她笑了笑，点头表示接受。
厨房门打开了，一个男红卫兵探首进来，询问厨师有否把冰箱清理出空了，那女孩子飞快地把手从我臂上抽回去，站起身子。虽然那男青年已离开厨房了，但她仍故意拔高喉咙大声说：“你是阶级敌人，我不听你这些谬论。”
然而在她转身离开厨房时，她回头对我甜甜一笑。
洗碗盆边的厨师说：“他们这些年轻人，并非人人都是傻瓜笨蛋呀！”
我记起他的小儿予，正巧在读高中，我就问他是否也加入了红卫兵。
“是呀，他怎可能不加入？他曾被认为立场不坚定而受到批评。再则，小青年嘛，总要看样学样。不过他每次回来，我老婆总要搜他的口袋，看看他是否拿了别人的东西。”
“这种随便拿人家东西的事，很多吗？”
“当然有。免不了有人手痒痒的，顺手牵羊。有些做家长的，还怂恿自个孩子去拿人家东西。不过，我可不愿自己的孩子沦为小偷呢。”他说。
“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孩子怎样？”
“自然情况不妙。他们中有的被弄得无家可归，还要和他们父母划清界线。有时，人与人之间，会变得翻脸无情的。自杀的人，也不少呀！”
离开厨房，我发现多了个陌生的中年人。昨天他不在这里。他那种自以为是的神态，让我估出他属那些头儿脑儿之类。可能资格还不浅呢，因为显然他已有四十好几了。
“我是市政府的联络员，”他自我介绍着，“我的任务是来巡视一下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他们有否殴打你？虐待你？”
听了这话，我是又惊又喜。总算市政府已关心此事了。岂知这种温和派的行为，立即受到中央极左分子的激烈反对。这个联络员组织很快被撇消了。但此刻这位同志，却显得十分威风凛凛，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本身已属泥菩萨过江了。
“哦，没有，”我说，“他们严格遵照毛主席政策进行革命运动。他们允许我吃饭睡觉。”边上围看的红卫兵们一个个都笑逐颜开。
他开始讲话了：“那很好。无产阶级的目的不是要消灭你的肉体，我们是要改造你的思想，挽救你的灵魂。”虽然极左分子都自诩为彻底的无神论者，但他们挺喜欢谈论灵魂。在文化革命中，常提及“灵魂”。有几次，国防部长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代表毛泽东，在接见红卫兵发表讲话时，要求他们以革命精神来触及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因为没人能要求他们具体解释清楚何为“人的灵魂”，因此，那些新闻记者在奉命转述这些讲话时，真可谓煞费心机了。
那位联络员说着，扬手在半空划了个弧形：“你和你女儿俩，就住了九间房，还带四间浴室。而上海的住房，有多紧张！外面木料奇缺，老百姓连必需的家具都缺乏，而你呢？每间旁间都铺上地毯，满堂不是红木，就是柚木家具，这公平吗？你穿着绸缎裘皮大衣，床上还铺着鸭绒被头，还有三个佣人侍候你，这又是否合理呢？”
他目光炯炯地盯了我一阵，发现我并没有任何与他争辩的意思，又接着往下说；“我刚才已说过，我们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消灭你们的肉体，我们允许你有足够的家常衣物以维持正常的生活需求，但不能超过一般普通工人的水准。”
他似又在静候我的反应，我还是一声不吭。他又说：“现在天还暖和，但冬天也会来的。红卫兵们会带你去楼上，为你预备一箱衣服，你可留下一些冬衣。现在煤炭紧张，这里不能再烧暖气了。”
他走进餐厅随手把门带上。我则跟着红卫兵来到三楼，从大橱里拣了几件冬衣。这时，一个男红卫兵，他也曾参与抄家，后来一早就离开了，三步并两步地匆匆上楼，对监视我整理衣服的女红卫兵说：“怪唻，你知道我回家后，家里怎么了？红卫兵在抄我的家。他们这是不对的，我的父亲、祖母都是工人。”
真的奇怪了。我们不禁都停下听他说了。
“我的姑母，抗战时住在南市，让日本人把房子给烧了，烧得精光。战后，她借了一笔钱摆了个水果摊。因她经营得法，竟也可以养活一家子。两年前她因年岁大了，就不再摆水果摊了。现在，她也被称为资产阶级，因为她搞私人经营。因她的孩子都在外地，她和我们住在一起，现在，我们被抄家，就是因为她是资产阶级。”
那男孩子委屈得快掉眼泪了。这对一个工人家庭的第三代，优越感特强的红卫兵来说，真是一个奇耻大辱。这件事也让我大开了眼界。自然，资产阶级，确是无所不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称为资产阶级。如果一个摆水果摊的小贩都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内，那么，上海的红卫兵们就实在要大大辛苦一番了。
许多红卫兵都过来打听那男孩子带来的消息，我发现，有两个人偷偷溜走了。显然，他们是回去察看自己的家，有否也被列入抄家的范围内。
想到我女儿，我要求红卫兵们留下她的冬衣。
“她并不是我们革命行动的对象。我们不到她房里去。”他们回答我。
“但是，她的冬衣不在她房里。现在是夏天，她的衣服也收藏在这里。”我告诉他们。
那个家里已被查抄的男青年，显然因有切身体会，变得温和起来。他主动提出；“我们就给她留两伞箱子吧。”
我和女儿被准许各留一口箱子和一个帆布袋装衣服、寝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