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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死劫(20)

我拣起那只尚未被砸破的酒杯放在掌心,伸手说:“这只酒杯已有三百年历史。你们好像对照相机、手表及望远镜估价很高,但是更先进的照相机、手表及望远镜却年年在翻新出产,然而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能造出这样的酒盅了。这是我们国家部分文化遗产,每个中国人都应当为它骄傲。”

那个被我打断了革命行动的青年气势汹汹地说:“你闭嘴!这些是四旧,它们是供封建帝王及现代资产阶级分子玩赏的毫无用处的玩物,对我们无产阶级来讲,它们并不重要。它们不能与在战争时期可以满足斗争需要的照相机望远镜相比。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文化,我们必需先破坏旧文化。”

另一个红卫兵接嘴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旧文化,你不可以阻止我们。”

我急得浑身哆嗦,并竭力寻找着反驳他们的理由,以说服他们不再进行愚蠢的破坏。在我尚未想出一番可以说服他们的话语之时,另一个青年从三楼下来,手中拎着我的一座观音菩萨。我转身不安地问他:“你打算怎样处理它?”

他高举着那座观音像不在意地在半空中摇晃着她,说:“这是封建迷信,我要把它扔到垃圾筒里。”

这座观音像是一尊精美的雕塑,是真正福建德华窑的产品。它是十七世纪明朝著名雕刻家陈伟(译音)的作品。在像座后面有他的印章。那座乳白色的塑像的精美传神,是无法形容的。她那宁静的表情那么栩栩如生,她那飘逸的长袍下裾,显得那么自然,几乎令人不相信是硬质瓷料雕刻出来的。它的釉色是那么光彩生泽,质感那么轻柔,我通常把她置在一有软缎底垫的盒里,为着她是太名贵而不舍得把它陈列出来。我仅对一些著名的,并对瓷器有兴趣和鉴赏力的行家们才出示一下这尊雕像。

“不,千万不要扔,求求你。”我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他仅冷冷地瞪了我一眼,继续在半空中挥舞着那座瓷像。现在,他只用两个指头拎着那尊观音。

恳求似乎已打动不了他们。我认为假如继续要与他们交涉,就必需采用他们立场上的用语。看来,我要采用一些外交辞令和手腕了。要是他们仍认为我这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我将永远无法挽回这些财宝,使它们免遭破坏。当时,我已不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财产,只要它们能被保存下来不致毁坏,我已不再追究它们究竟是属于谁的了。

“红卫兵们,请你们相信我,我支持你们。你们来这里是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怎能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代表呢?我知道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当你们提出要求时,我不是自愿地把钥匙都交出来了?”我说。

“对,你是这样做了。”那位老师点头表示同意我的说法。围着我的那些红卫兵们,情绪似乎也稍有放松了。

我好像受了鼓励,继续往下说:“这些古董都属于文物,它们的年代已很悠久了,但它们必需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开路。我认为这些东西应当抄走,但不要立即销毁。记住,它们不是资产阶级分子制造的,他们是古代的匠人们创作的,你们难道不尊重这些匠人们的劳动吗?”

后面一个红卫兵不耐烦地叫起来:“不要轻信她的花言巧语。她在迷惑我们。她要保护她自己的财物。”

我很快地转向她说:“不,不,你们来到我家,已提高了我的社会主义觉悟。我把这些美丽而值钱的东西占为已有是不对的,它们应当属于人民。我求求你们把它送到上海博物馆去。你们可以和那里的专家们商讨。假如那里的专家建议你们把它们全部销毁,那你们还是有时间这样做的。”

一个女青年插话:“上海博物馆已关闭了,那些专家们都被审查。他们中有些也是阶级敌人。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知识分子。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资产阶级是皮,知识分子是长在这张皮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孕育了知识分子,所以他们是同一阵线的。我们现在要打倒资产阶级。自然,同样也要打倒知识分子。”

这次她提出的毛的语录,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但我没有时间去研究它。为了达到我的意愿,我就接着说:“既然如此,你们可向一些你们信得过的人请教,一些有权威的人士。例如上海市副市长也可以。肯定上海有许多私人也收藏这种文物。政府肯定有特别的政策处理它们。”

“哼,你真是一个不领世面的阶级敌人。你一点都不了解形势。你如此与我们喋喋不休地辩论,不是要我们和其他阶级敌人商量,就是和那些政府中的老修商量。你讲到国家政策,现在唯一的有效政策,就在这本书里。”那青年从日袋里摸出毛的语录本高举着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唯一有效的国家政策。”

我转移了我们争论的焦点说:“我看到有一条标语‘世界革命万岁!’,你们不是要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红旗插遍全世界,是吗?”

“当然。不过,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不过是个阶级敌人。”一个女青年讥讽地说。同时,她警告其他的红卫兵:“她是个狡猾的女人,不要听她的鬼话。”

我孤注一掷了,说:“你们知道这些古董是很值钱吗?可以送到香港去出售,换取大笔外汇。你们可以利用这笔款子进行世界革命。”

最后我所说的一切产生了效果。他们静默地听着。我为他们描绘的,在整个世界革命舞台上担负起光辉任务的伟大前程,令他们有点飘飘然,特别目前,他们正陶醉在所谓的权力之中。

我抓紧时机利用他们这种心理状态,继续说:“请你们把这些瓷器摆件收起来,将它们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你们可以出售它们或送给博物馆。只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地处理。”

毕竟可能年长几岁,那位老师感到自己有责任。她问我:“你能肯定你所收藏的东西是无价之宝吗?你能告诉我它们价值多少?”

“我可把记录购买这些东西的日期及我购买它们所付出的款数的记录本找出来。现在,它们的价格在日益上涨,特别在国外市场,我估计,它们至少值一万元。”我告诉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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