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两张商业区银行的定期存单，适逢到期。我决定兑现一张以备家常开支，因为经验告诉我，凡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必然会带来食品供应缺少及紧张。有时为了活命，只得去黑市场购买所需的食品，但那里的价格却是惊人的。记得在大跃进失败后的困难时期，我的厨师花了五十元钱买了一块猪肉，而平时的正常价格，不过二、三元。
老赵和陈妈，都要我在出门时注意一下穿着，因我们一位邻居太太在出门看朋友时，碰上了红卫兵，他们没收了她的皮鞋，剪破了她的长裤，弄得她狼狈不堪。因此我在去银行时，穿上一件旧衬衫，并向陈妈借了条大腰身的长裤，一双胶鞋。因为八月的日头，仍然是热辣辣的，陈妈又给找来一顶阔边草帽，那是我女儿在农村巡回演出时用的。
马路上人声喧闹，处处都能见到红卫兵，也有看热闹的。在文化革命初期，“敌人”只是指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大多数老百姓，都有一种安全感。他们对待红卫兵的所作所为，持隔岸观火的态度。许多人在马路上闲荡着，看看热闹。
东一簇西一堆的红卫兵，给看热闹的人们宣传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有几个红卫兵的宣传，令我很不理解。他们对群众说：文化大革命将把他们解放出来。广大人民不是在一九四九年就解放出来了？是否那次的解放还不彻底，因此还要进行第二次解放？在我看来，似乎共产党在做自我批评，但那是极其不可思议的。因此，我认为我一定听错了，也可能那是小青年的口误。事实上，不久，“重新解放无产阶级”已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宗旨。官方舆论公开指出：共产党党内的敌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司令部，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只是这些论点直至年底方才明朗起来。
有些红卫兵干扰公共汽车的行驶，他们散发传单，向行人作宣传演讲，并对一些衣着打扮令他们看不惯的人采取“革命行动”。多数自行车把手上，都挂着红色的语录卡，没有挂的，就会被红卫兵拦截，并给予警告。在人行道上，红卫兵要群众高呼口号。红卫兵们高举着毛泽东肖像，敲锣打鼓。在街道拐角处，广播喇叭在宣传的间歇时，播放着革命歌曲。因我穿着旧衬衫和宽大的裤子，一身无产阶级装束，所以使我能置身子这场闹剧之中而安然无恙。我从容地向银行走去。
忽地，只见前面一簇红卫兵揪住一个时髦的女人。一个红卫兵抓住她，另一个脱了她的鞋子，第三个剪破了她的裤管。这些红卫兵对她大声斥责着：“你为何穿尖头皮鞋？为何要穿小裤脚管？”
“我是工人，我不是资产阶级，放开我，让我走！”那姑娘挣扎着解释着。
在冲突中，红卫兵把她的外裤扒下来了，那些围观的人们，刹时更来劲了，把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在边上哄笑取闹。其中一红卫兵抽了那姑娘一个耳光，不准她再反抗。她就坐在脏兮兮的马路上，把脸埋在手臂上，边抽泣边低声反复申辩：“我不是资产阶级！”
另一个红卫兵打开了她的拎包，查看了她的工作证。然后把工作证和裤子都扔给她，她迅速地套上裤子，也不等取回她的鞋子，就光脚穿着袜子匆匆离开了。这时只听见那边一个红卫兵揪住一个男子，并大声斥责着：“你为何在头发上搽油？”
我也没心思再往下看这出闹剧，就跨入银行。在中国，所有的银行都是由国家经营的人民银行的分行机构。那里不设铁栅或小窗口，职员们坐在普通木制的账台前接待储户。我走到一位女职员前把存单递给她。
在我出门时，我考虑过我该提多少款。那两张到期的存单，票额分别为六千元（约一千英镑）和二万元（约三千三百英镑）。与薪水的标准一样，中国的生活水平很低，在一九六六年，六千元算一笔大数目了，二万元则已代表小康了。银行，事实上是政府机构的一部分。那里的职员的任务，是鼓励人民参加储蓄，如是，资金就可以流入国库。在政治运动中，那些职员有权对储户拒付大额存款，即使这些存单已到期可以支取了。有时，他们要求储户工作单位开证明说明提款的理由。我担心他们会不让我提款，因此，我准备将六千元存单兑现，把那张二万元的转期一年。不过，我这次并未遇到任何麻烦。那位出纳员什么也没说，就支付给了我全部现金，分毫不差。而在我点钞票时，她已经开始打毛线了。虽然满墙都是铺天盖地的标语及大字报，但银行里的空气，和马路上红卫兵那种紧张气氛，迥然不同。
我再次走到闹哄哄的大街上，我觉得自己胆子太小，没把那张二万元的存单提出来，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安然无恙。我往家走去，但在拐弯处，我儿乎被一群红卫兵撞倒，他们用绳子拉住一位男性老者，一边大吼大叫，并用棒头连连敲打那位可怜的老人，那人痛得发出一声尖叫。
“无耻的资本家！工人的吸血鬼！你要找死呀！”那些红卫兵高声叫嚷着。
一下遇到这样残酷的场面，我内心猛烈地抽搐着，我十分同情那位可怜的老人，这也令我想起胡先生，自他来访后已过去两个礼拜了，也不知他近况怎样。我想我得给他挂个电话。我加快脚步往家走去。路上比一小时前更乱了，红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乱抓人，到处是人们反抗的尖叫声及受害者声泪俱下的恳求声。当我看到红卫兵在抓烫头发的女人，并把她们的头发剪掉时，我真感谢陈妈给我戴上这顶大草帽，以遮盖掉我的烫发。马路上有许多警察，但他们只是看看热闹而已。
离开了闹市区，我略松了口气。住宅区就显得安静多了。但当我拐入我家门口那条马路时，只见一大堆人聚集在我屋前。他们在看我对面一家邻居门口张贴出的一张大字报。那家主人，是上海铝合金公司的总工程师。该公司原是九年前被人民政府接管的一家瑞士商行。那里的工人，写了张大字报贴在他家门口，揭发他是瑞士帝国主义的走狗。大字报边上，是另一张小一圈的，由童稚笔迹写出来的大字报，这是他的两个孩子写的，他们参加了对他们父亲的批判斗争，并立誓与他划清界线。这张由两个十一岁和十岁孩子写的大字报，引起了大家的注目。
当老赵来开门时，我问他有关那张小孩子写的大字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老赵告诉我，说那家邻居的佣人告诉他，那张大字报是他爸爸要求孩子们写的，如是，可避免红卫兵在他们身上加以迫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