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儿带了四个青年客人来了，其中有电影公司一位姓孔的漂亮的男演员，他父亲是三十年代有名的导演。张是上海乐团的小提琴手。孙康，科技大学的数学教师，他是曼萍的特殊男朋友。还有我的教女席，她是曼萍在澳大利亚结识的小朋友。他们对音乐都特别爱好，常聚集在我家欣赏立体声唱片。
这些年轻人，充满着朝气活力，兴致勃然，虽然他们都来自成分不好的家庭，但他们一点也没有提及有关这种种将会给他们带来的不利因素。整个晚餐过程中，他们嘻嘻哈哈，谈音乐、谈书籍，当曼萍把吃剩的大蛋糕送进厨房时，连陈妈看上去也已恢复了常态，开始唠唠叨叨地数落着她不该舐沾在手上的巧克力。饭后，那些年轻人都聚集到曼萍的书房里去听立体声唱片，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消遣。
李菁和我到花园去。老赵在花园里准备了两把柳条藤椅，上面置着靠垫，一盘蚊香，置在两把椅子当中。然后再送上两杯菊花茶。从窗口飘来一阵时隐时显的小提琴声，我把自己整个身子埋在藤椅之中，仰头凝视着布满星斗的苍穹。
“你过得真舒服，”李菁感慨地说：“你的生活不仅在中国，就是以西方的标准来说，也是第一流的。我怕，这是否会引起他们的不满？”
“完全可能。那些审查我的人，看上去十分仇恨我。你是否相信，中国工农群众的贫困，是因为我们的过失？”
“他们不过是妒忌而已。人们不可能过着一样的生活。我有一套大公寓，是学校分配给我的。那表示他们也是不愿搞平均主义的。”李菁说，她现在似乎显得轻松点了。
“自然，你情况不同。你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你亲手培养了几百个学生，他们都从你那里学到许多东西，那不是很美好吗？”我从心里羡慕我的朋友李菁。
“但在学院里，从来没人对我说过这种话。他们总是说，我把腐朽的西方音乐拿来腐蚀青年。他们从来不曾想到，如果国家真的如此明文禁止西方音乐，我就不会这样做了。我们的教材在给学生讲授前，都事先经过党委审批的。他们好像已忘记了，在五十年代与苏联友好时，还鼓励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呢。”她越讲越气恼，到后来，都发起怒来。我就不再提及她的工作了。为了让她高兴，我问起她孩子的近况。
“对我来讲，他们离我那么远，特别现在，他们都各自成家了。”她说。
“你不想去看看他们？”
“喔，当然想。但想又有什么用？他们不会签给我去澳大利亚的护照。当然，我的孩子们，也不会到这儿来。”
“其实，你真不该从香港回来。”
“那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决策。你知道，我对音乐学院感情很深。我在这里受教育，又在这里执教，它真正是我一生中，除我孩子之外最最重要的一部分。我的许多同事都是我在音专的老同学。我在香港时，他们都写信给我，我的学生和党委书记，也写信给我。他们都说音乐需要我，我就回来了。”
“那苏雷的家属对你返沪是怎么想的？”
“苏雷故世后，他们很关心我。他们家多数成员都已在澳大利亚定居了。他们是个很团结的家庭。那些叔伯们都认为苏雷的孩子，就是属于苏家的人，但他们不认为我与苏雷的孩子一样重要。当然，假如我无法谋生的话，他们会照顾我的。但我不喜欢自己处于这种状况下，寄人篱下，仰人鼻息。”
李菁话里最后几个字，被一阵激烈的锣鼓声淹没了，老赵到花园里告知：“屋前，正好有一支学生游行队伍走过。”
那正在欣赏音乐的年青人也涌到凉台上来，孔——那个青年演员说：“那好像是红卫兵。几天前，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他们的代表。这意味着，毛主席已承认了他们这个组织。”
“这是谁组织的？”我问他，“我从未听到过有‘红卫兵’这个组织。”
“我听说，这是江青支持的文化大革命中所产生的新生事物。人家告诉我，事实上，她暗中组织了一批清华附中的学生，然后假说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妻子，‘红卫兵’这个称呼，便更受人欢迎。现在，她代表毛主席公开批准红卫兵这个组织了。”孔说着就笑了，“我爸说她过去不过是个普通演员罢了。现在似乎身价百倍了。”（后来当江青在清理电影界的“敌人”时，孔的父亲经历了一个可怕的遭遇，总算保全了一条命。孔本人也因父亲牵连，几年来没有在任何片中任过主角。）
次日，我在报上看到八月十八日，毛主席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消息。在第一版上，载着毛穿着卡其布军装，手臂上戴着写有“红卫兵”三字的红袖章的大幅照片。“红卫兵”三字是他亲笔题的。在天安门检阅台上，他接受了台下聚集着的青年们的热烈欢呼，微笑着对他们招手。他对红卫兵指出的特殊任务是：在全国各地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当时全国青年，把他们自幼就崇拜的对象的指示，作为自己的武器。在文化革命初期，上面布置的斗争对象，仍是“资产阶级”。红卫兵的矛头，也仅针对他们。
八月十八那晚，成群结队的红卫兵在我们屋前走过，敲锣打鼓，大声呼着口号。曼萍和她的朋友们都上街去看游行了，李菁和我回到书房去。外面的声音震耳欲聋，我们都无法讲话。口号声中似有“保卫毛主席”，当曼萍独自一人回来时，她告诉我们，那些学生高举着毛的画像高呼：“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
“谁会攻击他加害他呢？”我问。我们都没法回答。像他这样拥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受人崇拜的人物，似乎已经不是凡人了，还有谁会攻击他呢？
略等片刻以后，李菁说：“我该回去了。以后总会把情况弄明白的。”
“我送李阿姨回家吧，路上都是游行队伍，已没有公共汽车了。”曼萍说。
我把他们送到大门口，看到游行队伍，都由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他们高举着口号标语和旗子，捧着毛主席的画像，走过我们屋前马路。前排有人敲锣打鼓，每隔几米，就有个领呼口号者，口号写在纸上。其余的随着高呼。每个游行者臂上都挂了红袖章，上面仿着毛的字体写着“红卫兵”。看来，这个队伍组织得有条不紊，统一领导，似不像是青年人自己组织的。我想，幕后一定有当权派在操纵。
李菁和我互相道别了，曼萍推着自行车与她并肩而行。我目送着她们，直至李菁的满头银发，在游行队伍中融化消失了。
那是我对亲爱的朋友最后的一瞥了。一个月后，当我在隔离时，她自杀了。在一次对她极端侮辱的批判会上，红卫兵们把一根离地不到四尺高的竹竿横在音乐学院门口，要地从下面爬进去，以示她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因为她在英国受过教育。后来又开了斗争会，强迫她承认她“热爱西方音乐”。次日，她被发现，坐在钢琴边打开了煤气开关。她留下一张纸条，上面仅仅留着一句话：“我为我的学生尽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