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厨师进来对我抱怨着，今天去了几次菜市。都未能买到生日宴上所需的菜肴。他述说，菜场里几个如他这般的大司务，都被讥讽嘲笑是有钱人的奴仆。
“可能，因为他们无货供应，不高兴你去买他们的东西。别发愁，就用你所能买到的菜肴就可以了，我肯定你能为曼萍的生日宴会准备一桌好菜。”我安慰他。
我的厨师在菜场里所遇见的，是可以理解的。它反映出在反对资产阶级时激起的阶级仇恨，对一般老百姓来说，资产阶级仅指“有钱人”。但对寺庙里所发生的，我却感到不能理解。因为，庙宇是由国家管理的，和尚是国家雇用的。假若政府要改变政策。那么政府可以关闭庙宇，把和尚分配转业到其他部门，就像大跃进刚刚开始那样。事实上，静安寺是面向东南亚华侨及官方外宾开放的参观点，以示我国的宗教政策。我记得，在大跃进后，报上登过静安寺重新开放，和尚都重返寺庙的消息。我不懂，为什么现在会允许学生这么做，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否了解在静安寺所发生的情况。
傍晚六点钟，李菁来了。她满头华发，脸带笑意，一派典型的学者风度，端凝清秀。但唯有像我这样的亲密朋发，才了解她貌似宁静的外表下所蕴藏的一切。她十分敏感，多愁善感，并能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
李菁是个造诣颇深的音乐家，又是位能干的教师。自古以来，中国人即习惯尊师，教师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中国人把献身教育事业的教师，比作“桃李满天下”，这句话对李菁是十分合适的。她教出来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任钢琴独奏员和伴奏员，或钢琴教师。有些还在国际比赛上获奖，蜚声海外。我十分钦佩李菁，并赞赏她对音乐和学生鞠躬尽瘁的精神。自她从香港回沪后，我们经常见面。她有时把她的琴谱带来，我俩就在音乐声中度过整个晚上。我知她深感寂寞，并牵挂着她的孩子。幸而自一九六零年开始，刘少奇任国家主席，直至当时文化革命开始前，中国没有特别大的政治波动，因此，李菁能和她在澳大利亚的孩子保持通信。
老赵送上了冰镇红茶时，我问李菁：“你学校里情况怎样？”
“我看不大妙，”她忧心忡忡地说，“学校已全面停课，我们似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参加文化大革命上，人人都要写大字报。像我这样的教授，也要写自我检查，并观看别人写我们的大字报。”
“你的大字报多吗？”我担心地问。
“一般讲教授们的大字报总要比其他人多。我不知道我的大字报是否比别人多，我没有点数目。但至今尚未对我开过批判会。我个人历史很清白。除了在学校任教外，我其他什么事都没做过。”
“对教授的批判大会多吗？”我问她。
“已开过几次了。一个是对过去国民党党员，另一个是摘帽右派。其余的是其他系的，我对他们的历史不大了解。以上两个人在过去政治运动中，都被揪出来过。”李菁解释着，“我最怕开批斗会。不知为啥，那些人似乎表现得十分野蛮。”
“你想你会安然过关吗？”
“我从未反过党，我也从不过问政治。我在国立音专毕业后就去英国留学，回国后又返音专任教，全部情况组织都了解。我应该没有问题的，是吧？但我不敢肯定，会不会发生啥意外情况。这次运动似乎与以往的各次运动不一般。”
“如何不一样？”我问她。
“就是这次运动，领导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以往他们都很自信，且很有把握地领导开展运动。这次，他们自己似乎也有点吃不准。事实上，他们已有意识地限制揪斗对象，似乎他们也不愿扩大打击面。恐怕在大跃进失败后，领导们已不再相信政治运动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是永远正确的真理了。”
李菁所说的一番话，意味深长，十分睿智。只是那时节，我们并不曾意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两个司令部间的夺权斗争。后来才知道，音乐学院党委第一书记，是属于刘少奇路线的，当江青要让她一个得宠的年青人来取代他的位置时，他被江青所属的亲信杀害了。
“以我看，写大字报真是劳民伤财。学校里已耗掉大量纸张和笔墨。然而我们要求在课堂里增装电灯或添置乐器时，总是说没有经费。”李菁说。
“大字报里批评你些什么？”我问她。
“就是一般地批评我在英国所受的教育，还有就是把孩子送到澳大利亚，以及我的教育方法。在我们与苏联关系友好时，就鼓励我们教授西方音乐，并培养学生参加国际作曲活动。自与苏联关系绝交后，就开始批判西方音乐。我们仅能用中国乐谱教学，但中国的曲目又那么少，我大半时间是花在教材收集上。当个教授已是十分为难了。现在我的学生都被迫起来反对我。知道吗，他们其中有一人轻声对我说，他们必须写揭发反对我的大字报，非如此不能保护他们自身的安全。”
“真的吗？但你不必太难过，这些青年人，也是出于无奈呀？”
“但我很是伤心，我总感到，似乎我的一生已完了。”她说着叹了口气。
“不要为这叹气。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曼萍学校里资产级出身的学生，也必须批判自己的家庭出身。我叫她进一步批评我，她也这样做了。他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表扬了她。这不过是一种形式，做做戏而已。你不要为此难过。”
“我怕我不能像你这样以一笑置之，”李菁说，“我觉得他们这样太不正直了。”
“不过你是政协委员，这对你或许会有利一点吧？”我问她。
“听说他们都要取缔这个组织了。他们称它为红萝卜：外面红，里面白。他们说外表上这些委员都拥护共产党，其实骨子里都反对共产党。”她说。
“果真如此？”
“谁知道：现在对人的思想言论控制得这么严，谁都不知道别人心里所想的。”李菁说。
当我告诉她，我也被告知要参加文化革命时，她的反应与薇妮的一样。她说。“现在亚细亚公司上海办事处已停业，因此他们认为得利用这次政治运动来吓唬你一下，以便以后对你易于控制。”但她不曾料到，后来对我的压力会如此强大。“他们又不能削减你的工资，因为你不拿国家薪水。他们又不能解雇你，因为你不是政府工作人员。我看除了吓唬你一下以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但愿如此。”我说。
“你知道，我有时感到我缺乏勇气，似乎已支撑不下去了。”李菁说。
“你为何不退休？有些人六十岁前就退休了，宁可少拿点退休金，至少可以免予参与政治。”
“待文化革命结束后，我就申请退休。”李菁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