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连着几天没有受到那些整我的人的干扰，我的情绪似有点好转了。八月十日是我女儿的生日，我决定为她举行一个小型聚会，以驱散一些近日弥漫积郁在家中的阴霾窒息的气氛。我让女儿邀请几个朋友，再打电话给我的老友李菁，邀她也来参加。
我第一次遇见李菁，是在一九三五年秋天，那时，我还是一个初识伦敦的学生，她则刚从皇家音乐学院毕业。不久，她与一位中国官员结婚，跟他一起回国了。她在她母校，当时称上海国立音专当教授，担任钢琴系系主任。她的丈夫苏雷，是一位香港富商的儿子，在英国的中学及大学，接受了上流社会的教育。他生长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香港，并对它抱极端的仇恨。在三十年代初期，在英国大学中涌现出一些杰出的、观点激进的作家和教育家，他们的宣传和报道，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成了一位偏激的爱国者，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当共产党军队向上海逼进时，苏雷欣喜若狂，认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恢复民族自尊的实事求是的新政府，已为时不远了。他不愿随国民党去台湾，并且还热诚地劝说他的朋友们，也留在中国，以迎接全国解放。一九五零年，在对大学进行改造的运动中，他的妻子李菁，被免去了钢琴系系主任的职务。当苏雷发现，接替她的那位党员，竟然不懂音乐之时，大为惊讶。一九五三年，共产党发起了三反五反运动，矛头开始对准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及像苏雷这种曾在国民党经济机构服务过的官员，这时，他再次受到更为严重的打击。虽然事实证明，苏雷是清白无辜的，但他还是成为挨整的对象。他被迫停职反省，被运动领导人车轮大战地折腾、审问，还对他开了批判会。
像苏雷这样的，都不能被一般的共产党员所信任，那么，如何让人能信服在这个由贫困者及受压迫者执政的制度下，可以让我们这些人脱胎换骨改造得革命化呢？抗美援朝后，人民政府愿与香港建立贸易往来，苏雷居港的家族，就趁机直接向北京方面提出交换条件，要求让苏雷出境赴港。因为北京方面已同意接受他家族的条件，上海当局也就只得批准他带着两个孩子离开。
由于他们企图斗争一个竟敢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富家子弟的计划落空了，他们竞扣下李菁的出境证令她不能与丈夫及其孩子同去香港，借口为：上海国立音专的工作需要她。从此，她没在丈夫活着时再见到他，直到一九五七年她丈夫在香港逝世。自一九五六年共产党第八次全国大会后，空气较为民主宽松了，李菁获准赴港参加丈夫的葬礼，并得以探望两个孩子。从此以后，她就留在香港。直至一九六零年，她又被她魂牵魄萦的音乐学院邀回上海了。因为此时，她的孩子已由他们的伯父带往澳大利亚。
一九六零年李菁回上海时，正值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失败而造成的困难时期。全市食物短缺，每天清晨，在公安局门口排起绵绵不绝的长龙，等着申请出境证。有人看到在这个时刻，李菁从富裕的香港回到饥饿阴影笼罩着的上海，就把她推出来作典型宣传。我在报上读到她回上海的消息。平时，报上是只刊登一些高级领导人或外宾的活动情况。这次，却把她捧得像只金凤凰一样来欢迎她；并请她担任市政协委员。这个机构是由政府所推选的文艺工作者、作家、宗教界领袖、著名工商业家及国民党高级官员所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他们这个层次的人员作榜样，拥护和宣传当前政府的各项政策，从而协助政府在各自领域建立一个拥护共产党政策的楷模。与此同时，政府也授予政协委员一些必要的特权，如分配他们一些较好的住房，能在指定的特殊饭店进餐，在那里能吃到一些不必凭配给券供应的、市场短缺的食物。
极左路线表扬一个人，往往是只凭其利用价值而不考虑他本身的一些美德，虽然他们经常也谈谈道德。李菁是早在六年前，中国正值困难时期，担任市政协委员的。但这些已成为过去了。而今，她对他们已失却利用价值了。而且某些领导喜欢让人奉承拍马，绝对服从，而李菁偏偏对这两者都不擅长。事实上，她曾经跟我说过，这种政协会议让她十分不自在，每每要她对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音乐及教育政策表示拥护时，她总是保持缄默。她对授予她政协委员这头衔，并不热心，这自然会触怒一部分人的。
在我给她挂电话时，我就想到上面这些有关李菁的剪影。我很高兴她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八月十八日，我女儿生日那天大清早，陈妈就不见人影。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总在我女儿生日那天，去静安寺庙为她宠爱的曼萍烧香许愿。她知道我反对她去菩萨庙，因为我是基督徒。因此她总是老大清早就悄悄溜出去，然后，再悄无声息地溜回来，使我不觉察到她的外出。我也总是佯装浑然不觉，不去点穿她。
当我在客厅里插花时，她回来了，我听到她在食品储藏室里，与厨师用反常的激动的嗓音在诉说什么，在她走进过道时，她在用手帕擦眼泪。
“怎么了，陈妈？”我问她。
她闷闷地走进房里。“发生什么事了？”我问她。
她坐在餐桌边。嘤嘤地哭起来了。“他们在砸庙。”她抽泣着说。
“谁在砸庙？”我问，“不会是政府吧？”
“哎，都是些毛头小孩子，看样子是学生。他们说毛主席叫他们破除迷信，还说，和尚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那些和尚怎样了？”
“还能怎样？学生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些还挨了打。当我赶到庙里时，我看见他们都蹲在天井里。许多人在看热闹、其中一人说，学生要把庙宇拆掉，把菩萨烧毁，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我亲眼看见，有几个学生爬到屋顶上，把花砖扔下来。”陈妈哭诉着。
“好了，别难过了，陈妈。你依旧可以在家里祷告。现在教堂已关闭了多年，基督教徒都在家里祈祷，你也可以这样的。是吗？不管怎么，今天是曼萍的生日，你不要掉眼泪呀。”
“是。我不在曼萍生日时掉眼泪。但我实在看不惯。”她收起手帕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