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赵出去后，我听到他在电话里与他们激烈地争辩着什么，然后他又回来说：“他们硬要你即刻就去，说有什么十分要紧的事。”
“是谁打来的？假如真的有什么要紧事，不要因为我而耽搁了。”胡先生说。
“就是那些要审查我的人。”我告诉他。
“喔？那你得快点去。他们的话你怎么能不听呢？我就在这儿等你，我要好好分析一下你目前的处境。我是你丈夫的好朋友，我要对他尽责，这是我的义务。你缺乏应付他们的经验，这些人既卑鄙又心狠手辣，你可千万不要得罪他们！”胡先生说。看来他实在十分为我担心。
听说他会在这儿等我，我感到很欣慰。我想听听他对文化大革命及中央的一些看法。我是四点光景离家的，当我回家时，已经八点了，胡先生仍在我家里等着我。当他从会客室里出来，迎接我时，看得出，他大大地松了口气。
“对不起，让你久等了。”
“来，坐下歇口气。那边怎么了？”
老赵给我递来一杯热茶，我呷着茶，把那边的情况一一向他诉说。
今天除了平时那两个召集人以外，又多了一个家伙，看来像是他们的上级，可能为了讨好那位新来的上级，那两人对我变本加厉地凶狠。我一跨进房，其中一人就气势汹汹地说：“叫你来，你为什么不愿来？”
“我正忙着呢。你应该在早晨先打电话通知我。”
从前，他们还会让我坐下谈，但今天，他们却一直让我站着。
“我们又不是请客吃饭，我们这是在对你审查。你应当随叫随到。”那人冷笑着说。
我总想坐下来谈。
“看你那么一长串的洋人名单！你哪来这么多外国人朋友？你一定与他们十分臭味相投，并且很是崇仰他们的生活方式吧？”他用谴责的目光盯着我，继续滔滔往下说，“你说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很友好，他们中有的是在中国生中国长的，你还吹捧他们十分推崇中国的文化且又精通中文。但他们其中的上几代，在贩运鸦片中发过财。他们在中国拥有工厂、商船、仓库等等，应有尽有。解放后，他们失却了这一切、他们怎可能对人民政府有好感呢？在国民党统治天下时，他们是喜欢中国的。他们可以拼命掠夺剥削中国老百姓呀，他们可以大发其财呀。但现在，他们肯定不会再喜欢中国了。你那外国人对中国友好之说，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笑话了。那些外交官，都是他们政府派遣来收集情报的特务，以颠覆反对我们的政权。他们怎可能对我们友好呢？你根本不必为他们贴金，把他们扮成大慈大悲的菩萨。他们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他们是你的朋友，现在你该清楚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了吗？”
“我认识他们并非因为我要巴结他们。他们多数是在我的已故丈夫当外交官时，或旧时主持外交部上海办事处时就结识的。”
“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外交部在上海的办事处！你丈夫是国民党反动高级官员，后来又成为外国资本家公司的总经理。”他讥诮地挖苦着我，“你丈夫的经历有什么可以吹嘘夸耀的？”
“他就任亚细亚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总经理，是得到人民政府上海工商局批准的。工商局发给他委任状。至于国民党反动官员之说，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他留在了上海，没有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这不证明他是支持共产党革命，拥护人民政府的吗？”
“他留在上海，说不定还有其他原因，这个以后我们慢慢再研究。现在，你必须交代在英帝国主义指使下，你作为亚细亚公司的忠实代理人，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我在亚细亚公司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政府法律和管理条例而行事的。”我理直气壮地说。
那位新来者，一直一声不吭，只是不停地抽着烟，弄得满房间乌烟瘴气的。这时，他把烟蒂往地上一扔，将脚一踩，上下打量了我半天以示威胁，方才缓缓地开腔了：“你的生活作风难道一点没问题？你和外国人有这么长久的交情，难道在这期间，你就没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不论我有否讲过什么错话，做过什么错事，但可以肯定，我没做过什么反政府的事。”我毫不含糊地说。
“这得让我们来下结论。现在，你必须承认，你讲过错话，也做过错事。”他奸笑着说。
“什么话！我不承认。”我说。
那新来的比其他两人更阴险，他的嗓门虽然不高，但我肯定，他在暗使诡计诱我上钩。于是，他把话题一转，说：“把你们公司的情况简要讲一讲。”
我简单地把我们公司情况讲了一下，完了那人就说：“这和你写下的完全一样，我想你大约是把写过的那些全背出来了。你为啥这样小心翼翼呢？”
“不管你们盘问我几次，我要说要写的就是这些，因为事实也就是这样。”我说。我好像觉得这场谈话已延续了相当长时间，胡先生还在等我呢。我看了看手表。
“怎么了？焦急了？这样的谈话让你不舒服了？”那家伙洋洋得意地说。
“我想你们这是在浪费时间。”我说。
“我们不怕浪费时间，我们极有耐心。我们共产党花了二十二年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我们胜利了。只要我们认准了目标，我们会追击到底的。”
一阵难堪的沉默，我们就这样僵持着。猛地，上次在斗争大会上发言的那位，又拿出他那副腔调来，他声嘶力竭地对我嚷着：“我们决不会放你过关的。你必须老实交代你的一系列所柞所为，以表示你改变立场的决心，否则，你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以肯定，你是英国的派遣特务。”
他们这是第一次运用了“特务”这个字眼。过去，他们不过只是隐隐暗示一下而已。可能这已超出了上级所给划定的范围了，那另外两人颇有点意外地看看他。
他这种拿起鸡毛当令箭的腔调让我觉得好笑，我轻声在喉咙里咕哝一下：“你才是受人家派遣来的小脚色呢！”
那新来的接嘴说：“目前，你或许已记不清你说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了。回去再回忆一下好吗？把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都写下来，一笔一笔都写下来。我们可以给你充裕的时间。两个星期够吗？”
“两年也没用，我不愿编故事。”我告诉他们。
“好，就两星期吧。承认错误是痛苦的，但你必须那样做。伟大领袖毛主席允许人家承认错误，但承认错误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这个过程确是痛苦的，但唯有这样才能使人脱胎换骨。你愿意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做个好公民吧？那你就一定不能落伍。我们要你承认错误，并不是我们不掌握事实，只是我们希望给你一个机会以表示你对党的忠诚。”
我想跟他说，他有点神经失常了，但还是忍住了没说出口。我不愿再继续这种毫无意义的谈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