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空前绝后的大饥荒终于不期而至。
生产队的大食堂冒烟的时候越来越少了，我的同学们上学迟到的越来越多了，逃学的也越来越多了。为了节约粮食，食堂改为一日两餐，学生上学时间两头够不着，常常挨饿。坏消息一天比一天可怕。到处传来口粮不足、甚至断炊的消息，社员们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二三两（十六两制的二三两，相当今天的100克左右），有的村庄食堂几乎要关张了。饥饿的恐慌像瘟疫一样蔓延，人们纷纷寻找各自逃生苟活的一线生机。
最早让我领教危机的是一个姓W的老师，他是个快60岁的瘪嘴老头，成天戴顶酱色的“马虎帽”。当时他掌管着小学校十几个教职员工的集体粮本，每个一个季度核批一次粮油供应计划，粮管部门要在这个粮本上签批盖章。上面最多时会有近千斤粮食指标，这在那时，不能不说是个天文数字啊，谁把它握在手，谁就卡住了十几号人的生命咽喉。
一个周一的早上，一条可怕的消息在学校传播开，老W裹带着学校的粮本逃跑了！而且从粮站得知，他开假介绍信，把全校三个月的近千斤粮食指标全部兑换成全国通用粮票也带走了。真是家贼难防啊！学校一下子炸了锅，有些像我母亲一样拖家带口的女教师急得哭了起来。仿佛一场灭顶之灾会即刻降临。
此事当然会惊动一些穿警服的人，他们也来问了几句，可是上哪儿去抓这个W老头呢？最后，学校向上级申请，经过层层审查，费了好一番周折，上面才把失去的粮食标准，按七折补发。阿弥陀佛，虽然要勒紧裤带，但算是“大难不死”。
说来玄乎，据后来有人透露，其实这件事是某个领导和W老头合伙串通干的缺德事，可是没有证据谁又怎奈何？那个W老头从此也杳无音信。不过从那以后，粮管部门一改按季度核批为按月核批了。我们的“粮食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和W老头相比，还有一个逃命苟活的就没这个幸运了。
他是我们学校一位年轻的X校长，这位党员校长很注重对师生的政治教育，每天放学前的操场上，面对一天比一天稀拉拉的学生队伍，他总少不了要进行一番严厉的训导，无非都是老一套：先是引经据典地比比过去遭遇旱灾的苦难，再就是要珍惜今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幸福生活，好好学习，不要缺课迟到等。
可他声嘶力竭的叫喊，仍然无法遏制住日益严重的“流生”势头（其实有些学生已经饿死了）。以致后来无法正常组织学期考试，学校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只好让我“越俎代庖”，一个人代填写了一个班级的考试卷。
为了制止学生逃学，这位校长还想了一个“妙招”，学校和生产队长合起伙对付学生，生产队把学生的饭票子放在学校老师的手里，来上学的，放学时就发一顿饭票，否则，就得挨饿，这个法子倒是很灵，可苦了同学们，在放学的路上，有的走着走着就晕倒在地了。
母亲是低年级班主任，实在不忍心对付这些幼小的生命，便悄悄把缺席同学的饭票让大同学带回去，为此她挨了校长一顿训斥。可怜一个曾经轰轰烈烈的中心小学，短短一年时间落到如此败落的地步！然而，更无法预料的是，这个学校的最先“崩盘”，竟由校长的“叛逃”而起。
校长和他的妻子同在这所乡村学校执教，一个是校长，一个是教师，人们都羡慕他们是“夫唱妇随”的幸福一对。妻子F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她老家在南方某省，在家是个娇生惯养的宝贝女，因为和校长是师范同学，便远嫁安徽，本指望能有个“夫唱妇随”“花好月圆”的好日子。可现实饥肠辘辘的痛苦让她无法坚守昔日的梦想。于是，在一个暑假回娘家探亲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她放弃了在安徽的教师职业，宁愿在南方当一个纺织工，这样她至少可以填饱肚子了。
或许是思妻心切，或许也是难耐饥饿，或许是“信仰”不再，或许更是每天面对师生的“训话”已无法自圆其说。在坚守了几个月之后，校长终于背叛了他对师生们慷慨激昂的“誓言”，撕下了一校之长的最后尊严，做出了一个糊涂的决定，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丢盔卸甲落荒而逃”，躲进了南方的“温柔之乡”。
无法想象这个“逃跑分子”被抓捕归案的细节，无法想象他们夫妻分别的凄凉境况。当我最后见到他的时候，原先潇洒帅气的小分头变成了光头，被这边的公安人员押解回来接受批斗了。他此后的下场很可怜，夫妻自此劳燕分飞，他本人被押解回原籍农村劳动。值得欣慰的是，二十年后，他被甄别平反恢复了工作，但此时他已现龙钟态，只能给学校看大门了。
现在时兴选什么年度热词，如果那年头也有热词的话，那“逃”字肯定也是上榜无疑的。我们都记得，电影《焦裕禄》中有个感动人心的镜头：县委书记在火车站目送兰考群众外出逃荒，眼含愧疚泪水。不过，这恐怕是个特例。其实当年，对地方政府来说，群众外出逃荒是件令人忌讳的“家丑”，火车站严格控制远程购票的人员，没有介绍信是购买不到外省市车票的。
但即便如此，也阻挡不住一拨拨“逃心似箭”的群众。逃荒队伍绝大多数是农民，吃糠咽菜的生活已经将他们逼上了绝境，要想活命就得逃！稍有点“歪才”的人，用肥皂就可以刻一个像模像样的公章而蒙混过关（这样的“介绍信”一斤大米可以换一张），比起当年伍子胥从这里逃命要容易得多了。
在我的记忆中，饥民们逃生的方向多是向南，一拨是往上海，此时上海市场的副食品供应相对充裕。说来真纠结，当时安徽是上海重要的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到头来，安徽人却饿着肚子到上海去乞讨。难怪多少年后，一个来安徽插队落户的上海女知青说，安徽人傻笨，所以厚道，上海人精明，所以刁滑。
逃往上海仅仅是可以买点低档的副食品，高档的是要凭票的，想在那里立足谋生更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短时间的逗留。尽管如此，去的时候面黄肌瘦有气无力的人，甚至是濒临死亡的“浮肿病”人，回来的时候个个都是体重增加面色红润，“人是铁，饭是钢”，民间的这句俗语堪称真理中的经典。
我的一个姓Z的同桌同学，他的父母为了救活几个孩子，变卖了家里所有的值钱东西，“逃跑”到上海，待了大约一个礼拜后，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回到家，带回了许多糕点、罐头类的食品。
在饥饿中煎熬的好多天，全靠吃米糠和花生壳子面的Z同学，狼吞虎咽大吃一顿，睡到夜里心有不甘，又瞒着父母弟妹，偷偷地大吃，结果已经“适应饥饿”环境的肠胃，猛然接纳了如此大量，且不易消化的食物（他原本已经好几天拉不出大便了），机能无法运转，天还没亮，Z同学竟活活地胀死了。据说临死前，他痛苦地睁大着眼睛，肚子挺得像一张紧绷的鼓皮。
母亲是Z同学的班主任，第二天，当同村的孩子们把这个匪夷所思的噩耗告诉她时，盯着他的空座位，她悄悄地为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流下了辛酸的泪水。Z同学被一张破席草草掩埋在乱坟岗上，几年后，一次偶遇，他母亲紧拉我母亲的手泣不成声，“我该死啊，逃命不成反丢了儿子的命！”母亲沉重地告诉我，看她的样子，她想起了祥林嫂。祥林嫂对于我不陌生，此前，我看过的那个叫《祝福》的电影。
还有一拨“逃跑”的农民，他们算是幸运的。他们举家乞讨到江西鹰潭，在一个叫“耳口冷水”的山区林场落脚谋生，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引动了一大群“北燕南飞”。当教师的母亲常常给乡下人念信或代笔家信，我才知道那里缺乏劳力，更稀罕这边逃过去的女人，谁家能给一顿饱饭吃，就可以娶个媳妇。虽然在那边落脚了，但他们仍然想念家乡和亲人，一再表白，等老家能吃饱肚子时，他们还是要回来的。他们说得很实在，但很酸楚。
还有一些很让人难以启齿的事，当年逃荒的人群中，有不少是拖儿带女的妇女，为了谋生，便和当地的老单身“非法”同居，甚至还生了孩子。对于这种临时的“搭伙”夫妻，当地从来都是不管不问。可等到这边老家能吃饱饭了，又不得不忍痛丢下亲骨肉，回来和自己“正宗”的丈夫团聚。
虽然这些人后来大都回到了家乡，但也有例外的，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很能干的巢湖人，在那边张罗着用一种俗称“骚狗蛋”的土炸药炸狗獾子，准备攒点钱“衣锦还乡”，结果出了意外，炸折了胳膊，自觉无颜回乡，一把老骨头永久地丢在异乡了。
2018-3-28
